记者 邢晓芳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根据茹志鹃1958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据茹志鹃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中的记载，小说里的战斗，正是发生于1946年的苏中七战七捷，而这场著名战役的指挥部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海安。这部短短几千字的小说，发表于1958年三月号《延河》杂志，没有高大上的英雄人物，却写出了解放军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其“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获得时任文化部长茅盾的高度赞扬；认为其塑造人物时的笔法“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如今，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坐落于江苏省海安市城中心，它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篇章，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彰显了苏中地区的军民鱼水情，也激发了上海芭蕾舞团“让《百合花》在申城舞台重新绽放”的创作灵感。

　　甲辰龙年新春伊始，上芭特邀茹志鹃的女儿、著名作家王安忆执笔，为芭蕾舞剧《百合花》担任编剧，母女两代作家隔空“牵手”，为上海赓续城市红色文脉，成就一段令人心动的文坛佳话。元宵佳节当天，穿行过夹杂着冰粒的冻雨，舞剧编剧王安忆来到上海芭蕾舞团热气腾腾的大练功房，在《百合花》开排通气会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茹志鹃老师的创作谈里写到过，她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接到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无数以“新媳妇”为代表的当地百姓，将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资都奉献了出来。这段经历让她在多年后的上海，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半个多世纪之后，您又将小说改为舞蹈剧本，对您个人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小说变芭蕾，您形容“这是个奇迹”，其间有哪些艺术处理特别值得说说？

　　王安忆：在1998年母亲去世，到今天已经让很多人记忆模糊。我很感动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家们还想到母亲和她的作品。

　　当时，家里面因父亲被打成右派而在各方面陷入低谷，就在最低迷的时期母亲这篇浪漫主义色彩的《百合花》发表了，并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肯定，对她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影响是很大的。其实，在《延河》发表之前，母亲也曾经经历反复退稿，小说动笔之初母亲应该还不到三十岁，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部青春写作。

　　小说变芭蕾，这是个奇迹，真的是很难得，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因为核心情节“借被子”的故事和动作都是非常简单朴实的，舞蹈编导要非常有招儿，才能把这些处理得非常生动。

　　我很喜欢导演的两个处理：一个是倒叙起笔，由一位年长的女同志时隔多年再回看这段战火中小故事。有她在，这故事好像同我们的距离也出来了，有了距离感，然后就会有感情，在回望中产生更多更深的感情。

　　还有一个是新媳妇抱着被子幻想新婚之夜的段落。这里的处理很巧妙、很大胆——新娘翻卷在花棉被里，大红色被面朝外把她裹起来；但等她再翻身起来，变成白色一面朝上盖在了战士身上，完全是另一个画面、另一种情绪了。这段特别好，因为舞台表演是个直观的艺术，不能像小说那样文字交代，所以，这一场戏强调了这床被子对新媳妇的重要性，这里有一个姑娘对婚姻、对幸福的向往，包括新婚夫妻间情欲的表达。这段很大胆，我非常喜欢，甚至觉得应该反复出现。

　　记者：这部小说是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文学作品，今天看依然有能打动我们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王安忆：那时候大多作品只写大历史，但《百合花》是写了几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母亲写这部作品的那个时期，突出个体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太难得了——与如今思想解放、个体性表达是主流的时代不一样，那时，个人性在集体性面前是被遮蔽的，很难被看见、被表达。如今在舞台上看，个体性反而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与当代艺术观是相符合的。所以，这个故事在今天的观众、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应该是很容易接近的。

　　还有一点，上芭这次创作的定位很好，它是红色题材，也是一个青春剧，这一点特别好。青春总是最动人的。

　　记者：做舞剧编剧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困难的地方？

　　王安忆：有困难的。《百合花》的故事要搬上舞台，它必须要加东西，不加东西是不行的，原来的本子那么短，太简单了。之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曾经拍过《百合花》电影短片，沈丹萍主演。应该是学生的毕业作品，很短，所以故事的内容（较少）始终是个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我没有写过舞剧的脚本，只能把它大致地分个场次。其实我觉得脚本，在整个舞台的编舞里面，它的作用不是很大的。但编剧不是一个人写作那么寂寞，在集体中（创作）很开心。舞蹈表演是个直观的艺术，它很依赖于生动性，这一点跟小说的传导是不一样的，小说是靠文字，自由度大一点，局限性也大一点，因为你不能直接看到它；而在舞蹈表演中，使用人体表现，就变得非常的感性，大家坐下来看舞蹈的时候，看的就是舞台上的表现。

　　上芭选择了这个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我们的民族、民间舞有很强的戏剧性，然后又有丰富的地方色彩；而芭蕾相对来说是抽象一点的。但我觉得，他们对这次挑战是有信心的。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这是一次和母亲之间在文艺创作上的回应或延续？这个故事里的女卫生员，有没有，哪怕一刹那，仿佛在舞台上看到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王安忆：女儿想象中的母亲，总是成年的样子。母亲写的是小说，我写的是舞蹈台本，这里是有隔阂的。但是我在想，这也是一种仪式。从我母亲留下的一些东西能看出来，当年陈白尘先生是想让她改成电影剧本的；而当我写这个台本的时候，找到了一些电影剧本的草稿本——可见曾经是想过要把它移植成别的艺术形式或剧种的，但是今天似乎在慢慢地实现了。

　　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么久的一个作品居然没有被忘记，大家还能记得它，真的是很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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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重读

　　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读到《延河》1958年三月号上的《百合花》之后表示，《百合花》创作风格“清新、俊逸”“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58年六月号《人民文学》）文中详细分析了包括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内的多篇短篇小说。其中，高度赞扬了《百合花》，认为“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在创作方法上“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他就嵌在我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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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排那天，主创们这样说

　　编导王舸——

　　这是三个普通人——普通的小战士、普通的乡村小媳妇、普通的女兵，讲了他们之间关于一床被子的故事。但不仅仅是一床被子，也不仅仅是一个小战士的牺牲，其实讲的是这场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中有多少种被子（一个家庭中最柔软最幸福的象征）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倾其所有”加入进来，有母亲送孩子上战场，妻子送丈夫奔赴前线，每个牺牲的战士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伟大牺牲。共产党为什么打赢了？因为得民心才得天下，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最简单的真理。看似最单纯的人物关系，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的真善美，是充满青春气息的、最纯净的美好。而更重要的，折射出的是，共产党率领的解放军打赢的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无数普普通通老百姓在后面撑着，赢得民心才赢得了天下。

　　灯光设计萧丽河——

　　《百合花》的故事从特殊的年代而来，那些解放军、老百姓的面貌与造型都是最朴实无华的，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极其浪漫、充满光芒的，我要努力用光来呈现出这份美好。

　　作曲杨帆——

　　那些远去的英雄不该被忘记。一直很喜欢这篇小说，在课本里读到时就觉得很好读。这个故事无疑有着时代跨度，但我们应该能也必须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接纳和喜欢这个故事。

　　团长辛丽丽——

　　从零开始的创作很辛苦，但太容易的我也不喜欢。上海芭蕾舞团的一部部戏之所以能留下来，都是一步步坚持下来的。创作过程再辛苦再艰难，导演骂也好，演员哭也好，但我们始终抱在一起，心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坚持。

　　(本版内容实习生孙彦扬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