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典，更要打破写作惯性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其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一直以来，乡村题材都是历代文人作家创作的主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村题材作品更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深邃厚重的乡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以及充盈丰饶的农村生活经验，孕育了众多蜚声文坛的乡土名家，催生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湘西》，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大山的《取经》《村戏》，铁凝的《哦，香雪》《孕妇与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一部乡村题材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众多前辈作家为当代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写作经验。例如，鲁迅与“五四”乡土小说家自觉将风土人情与人物刻画有机融合，在兼具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叙述中寄托作家的乡愁乡恋与文化批判；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性灵派”作家则有意识地将浪漫因子、诗化风情和抒情传统融入乡土叙事之中，凸显乡村人性中特有的韵味与神采；以赵树理为典范的新中国农村生活题材创作者坚持文艺大众化的创作方向，吸收民间文艺元素，以质朴明快的现实主义笔触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塑造出历史变革中鲜活的农村新人形象。

　　新世纪以来，乡村题材创作在这三种创作类型上各有耕耘与开拓，诞生了诸如《秦腔》《笨花》《湖光山色》《一句顶一万句》《空山》《我的名字叫王村》《乡村志》《上塘书》《中国在梁庄》《生命册》《望春风》《天高地厚》《陌上》等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些作家提供的经典文本范式，也可能成为当下乡村题材创作的桎梏，形成写作惯性。我们既要从伟大的文学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同时也要警惕“依葫芦画瓢”的做法，要用双眼去洞察今日乡村的巨变，用双脚去丈量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去感受当下农民火热的内心。毕竟，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更新知识结构，一切从现实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众多围绕脱贫攻坚，反映农村变革的新时代乡村现实题材创作应运而生。《金谷银山》《经山海》《花繁叶茂》《乡村国是》《海边春秋》《战国红》《高腔》《延安样本》等作品既自觉承续百年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又结合新时代的具体特征，以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历史为背景，以普通农民和基层扶贫干部的生活工作为线索，多维度展现了农村的时代变迁，成功塑造出一系列气韵生动、鲜活饱满的时代新人形象。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乡村现实题材创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一是主题先行式的政策图解。文学是一种“寓于形象的思维”（别林斯基语），其主题思想需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传递出来。当下一些乡村题材创作者背离形象思维的规定性，随意支配人物、安排情节，致使作品流于概念化、公式化。二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书写。一些作家以游客的心态走进乡村，自认为到了、转了、看了，就了解了乡村，熟悉了农民，其实“深扎”得还远远不够。三是消费主义式的猎奇化、景观化叙述。这种创作倾向在网络文学中比较明显。一些作家为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故意采用极端化的叙事方式，将乡村塑造成一派“田园”或“荒原”景象，以此来吸引眼球或赚取流量。这些做法，都无法客观真实地呈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的新乡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知觉结构，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表现中国乡村的全貌。”

　　身、心、情皆入，才能写出好作品

　　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摆脱思维惯性，突破创作瓶颈，寻找到与新时代乡村现实“适配”的表达，是当前至关重要的文学课题。笔者认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者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融入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乡情与乡愁。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巨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乡村的面貌。作家只有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由乡村观照中国，以乡村认识时代，才能肩负起时代的重托。

　　二要熟悉新乡村。新时代的新乡村，无论是自然环境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无论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文化建设层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作家，要用文学呈现出新时代乡村的丰富、立体、深广，就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无法真正了解今天的乡村，作家除了带着笔，更要带着心，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三是塑造新农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而文艺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书写新时代“创业史”的关键在于刻画时代“新人”形象。新时代乡村的主角是农民，农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在塑造典型、刻画“新人”时尤其需要注意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维度上同步展开，努力实现“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历史逻辑与美学价值的辩证统一。赵振杰

　　（作者系河北作协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