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要如何想象这个社会？既是社会对于年轻人的回应，也应该是年轻人自己摸索出答案的过程。“有个性的人等于不合群的人吗”“不遵守规则的人是讨厌的人吗”，相比于让年轻人自己来思考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思考，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出现在我们的视域中？学者认为，对于当下十分火红的多档职场类真人秀而言，要小心行业和职业的多样性被扁平化，也需避免将各种个性鲜明的年轻人抽象化。

　　《初入职场的我们》（芒果TV）、《闪闪发光的你》（江苏卫视）是两档正在相应平台热播的真人秀节目。与已经开播两季的《令人心动的offer》一样，它们代表了真人秀节目的一种细化类型、观察类真人秀的新现象——职场观察类真人秀。

　　如果我们不止将这种新的真人秀类型当作文化商品，更将其视为大众对自身的潜在表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逐渐清晰的问题：即将或刚刚进入城市办公室里工作的年轻人，应该找到并遵循存在于职场和社会之中的行事准则吗？对于大众的这种表达和需求，真人秀这种亦真亦假、在人的“真实”和“表演”的不同领域间暧昧游走的现实建构媒介，正为年轻人设定何种职场和人生的规则呢？

　　2019年，真人秀节目《新职员诞生记：好人》（Good People）走红，策划和出品方是曾经制作了《心动的信号》（Hea r t Signa l）这档人气真人秀节目的民营媒体Channe l A。节目以几个城市普通人的平行交汇为线索，绘制年轻人追逐爱情和事业的“典型”图景，精心挑选和呈现的是符合“普通”印象的年轻人，具有同龄人中的光鲜和“缺陷”，在克服“缺陷”、努力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为年轻观众展现出可资效仿的理想模样。

　　这两档在东南亚多国年轻人群中吸引了广泛关注的节目模式，经由腾讯视频的购买和引进，转化为本土的同类型真人秀，带动了其后同类节目的开发。节目中的普通人在求爱和求职道路上的经历，以编剧的脚本为基准而展开，也带着“真人”遭遇情境时的细节，想要以可信和亲和的方式，把“竞争”的规则和“获胜”道路上的贴士，嵌入年轻观者的内心。在文本构建、话题讨论的相互作用下，如何在职场求生，成了一个似乎真实存在的显性问题，甚至溢出了办公室的边界，推动了社会规则的讨论。从这个角度上说，节目已经不止在构建年轻人的社会心理边界，更在构建人们对职场规则意识的想象和态度。

　　职场节目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10年及其后，在上星卫视之间激烈竞争收视率的背景下，已经有多档职场节目开播，并且经久不衰，比如《非你莫属》（天津卫视）、《职来职往》（中国教育电视台）、《你好！面试官》（深圳卫视），这三档节目在公众知名度上都名列前茅。新出现的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与这三档职场节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嵌入的“观察”者叙事视角，这个视角为节目中的“真人”世界（以及观看者的世界）设定了认知和行动的框架。也就是说，节目将普通人活动的“真人秀”叙事序列，置于“演播室”主持人和嘉宾的评论、交谈的元叙事视野范围之内，前者的一举一动，都经由演播室“观察”者的品评、分析而放大和肯定、缩小和否决，成为一种用来明晰职场规范的证据。这两个叙事序列的平行交叉，为节目创造出戏剧性的张力、悬念、期待，因为演播室中的判断，决定了谁可以（在执行任务和获得同情方面）成为真人秀的胜出方。由于“观察”者决定了“真人”的命运，前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标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现实”世界运行的逻辑。这些“观察”者往往是在某个行业里经历摸爬滚打，积累了一套成功学心得的人，经由他们的“授权”的知识，被构建成一种可以拿来当作捷径、直达目的的手段。设定了合法与违规边界的权威话语，让“观察”者成为一种客观理念的化身，这是此类真人秀有别于其他同类主题但没有演播室场景的真人秀节目（如《我和我的经纪人》）的根本：对于后者而言，观看者仍然掌握一定程度的、判断上的主动权。

　　也许年轻的观者在类似的可以“下饭”的形式中，不知不觉获得了一套用于自身日常实践的原则和程序。当她们合上外卖餐盒，选择面试的衣服时，也许一个困惑闪过脑海：“面试时应该暴露自己的野心吗”，也许这时她们会想起节目中的提醒。当她们面对带教的部门中层主管时，也许会按照节目“观察”者的指导，把工作中被领导骂哭看作一件并不丢人的、自然而然的事。节目中被精心筛选和引导、讨论的话题，随着社交网络而进驻大众的心灵。重要的不是大众看到这些热议的话题时该如何选择，重要的是，这些话题已经鼓励她们将自己的世界看作是话题本身，选A或者B，已经不重要了，她们已经陷入了一套被设定好了的逻辑，并且已经开始按照这套逻辑积极运转了。

　　这类节目想象着它们的目标受众应该与节目中的普通年轻素人一样，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一二线城市奋斗，或者将奔赴于此、为之奋斗当作梦想；她们或者即将大学毕业，或者初入职场，正处于人生的转折阶段，一个价值观重塑的真空地带，她们迫切需要获得有关社会这个陌生场域的知识，以便在其中顺利而自信地确定某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律政、金融、市场营销、演艺经纪，这些行业和岗位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行业和岗位上的年轻从业者。当迥异的个体用同样要从“竞争”中“取胜”的意识和手段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时，车间女工也变成了律所实习生，失去了“小马过河”的自由理性。不同于节目中清晰的边界和规则，现实是由各种不同的场域所构成的，而每个场域有其动态的构成机制，每个参与者都为某个场域带来贡献和改写的力量。

　　当职场观察类真人秀把明确设定的一套行事为人奥秘当作手册来创造亲和力的时候，一方面，行业和职业的多样性被扁平化了，另一方面，种种个性不尽相同的普通年轻人也被抽象化了。似乎只能看到在人口和资本集中的大城市中向上攀登、只以站住脚跟为目的的奋斗者，他们年轻、帅气靓丽、干净整洁、处在精英的云端，有着比同龄的更多人优越得多的机会。然而，如果那些并不享有如此资源的年轻人，将权威性的规则当作不被质疑的信条，奉行于自己的人生之中，他们特定生命的价值和个性要安放于何处呢？

　　真人秀要如何想象这个社会？这既是社会对于年轻人的回应，也应该是年轻人自己摸索出答案的过程。“有个性的人等于不合群的人吗”“不遵守规则的人是讨厌的人吗”，相比于让年轻人自己来思考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节目要让年轻人思考，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出现在我们的视域中？它们真的那么值得讨论吗？真实影像的研究学者Ste l l a Bruzzi认为，真人秀之所以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具有文化上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游戏性，在于它能够调动观看者投身一场辨别的游戏：辨别哪面是“真”、哪面是“秀”。在这个审美的活动中，观者构建自己的判断力。然而，如果演播室成为端坐“云上”、俯视人生的权威，如果评论没有意见的交锋，如果演播室也是一个长幼有序、论资排辈的家长结构，那么“真人秀”中的参与者、节目的观看者，都无法参与到游戏中来。对于真人秀而言，如果它期盼自己成为大众自我表达媒介，而不止是一种消费品，也许它应该少一些预设的断定，多一些真真假假的游戏。

　　（徐亚萍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