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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武汉抗疫题材电影《中国医生》正在热映，演员袁泉在影片中扮演武汉金银潭医院I CU（重症监护室）主任文婷，她的原型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文婷性格沉静坚毅，不但在业务上医术精湛，还具有很好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在她的带领下，重症监护室的手术水准不断提高，成为战胜新冠疫情的中坚力量。而对袁泉本人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可以说，这是我演员生涯中最吃不准的一次。”
袁泉和剧中饰演的人物原型在一起。
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戏
2019年，袁泉跟张涵予在刘伟强导演的《中国机长》中分别饰演乘务长毕男和机长刘长健，影片公映后，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巨大成功。此次听到《中国医生》要开拍的消息，袁泉主动请战，在她看来，“这是不可能拒绝的一部电影，它的价值超出了电影本身。”而当时，连剧本都没有写出来。
去年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袁泉身在北京，但她有同学、朋友和老师在武汉，她的心始终牵挂着，“每天从新闻或各种渠道，接收来自湖北的信息，我觉得那段时间大家是共同度过的。”
作为一名医生，文婷在片中有大量做手术的镜头。影片开拍前，剧组专门请来医护人员跟剧组人员同吃同住148天，给演员们做培训，解答医学上的疑问和技术上的难点。袁泉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特别坚定的力量，特别乐观，特别质朴，“他们让你相信专业的力量，拼尽全力，把接到的每一个病人安排好，这就是职业精神。”
除了技术，袁泉还会向医生们请教，“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坚持下来？在手术当中出现了问题，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怎样去寻求帮助，最后把这个手术圆满完成？”在她看来，当医生需要有很强的心理支持和自我修养。
穿防护服像披战袍打仗
以往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给观众一种一切尽在医生掌控的感觉，虽然看起来很帅，但并不真实。这次拍摄《中国医生》，袁泉完全没有这种掌控感，她甚至很多次都有种恍惚的感觉，“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它不可控，拍摄的整个过程中，会觉得这些医生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那种帅，是一种非常职业感的呈现。我在整部戏里都试图去靠近，但这太难了。”
虽然是演戏，但每场手术都是严格按照真实的手术步骤来，最难的是给病人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给病人做插管。“很多手术都是在突发状况下进行的，要迅速去做判断，确定要给病人做什么，才可能救命。我有时候会想，医生的每一个判断，都关系到病人的安危。他们得有多么强的专业、经验以及信心，才能坚持下去。”
袁泉记得，几乎每天开拍前，要先穿好防护服，有时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脱，“换了衣服，人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的感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还是会接着穿。”最长的一次，袁泉整整穿了8个小时防护服没有脱，而她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她说：“穿上防护服拍戏，内心的感受真的不一样，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仗的状态。”
有一天拍摄前，袁泉觉得自己一条腿的韧带有点疼，但拍摄一开始，一下子就感觉不到了，等到上午拍完，休息了一个小时后，这种疼痛感又回来了，“我在想，医生们也一样，他们做手术时，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上的疲惫好像消失了。有的大夫甚至36小时都没合过眼，一个病例接着一个病例处理，就是奋不顾身的感觉。”
在拍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后，她对不同领域的专业充满了敬畏，“你会觉得每个职业都很神圣，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特别难得的经历吧。”
戴着口罩眼睛成最大表演窗口
从进组第一天，袁泉就决定要抛开以往的表演经验，“因为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走进医院里，看到这些医务人员的状态，它是不具有表演性的。”比如在化妆上，就不能把头发弄得太整齐，“因为文婷的精力全部都在救人上。”演员们几乎全程戴着口罩，脸上有多条清晰的勒痕。有时候防护服穿得太久，全身都湿透了，“虽然跟当时的医务人员相比，肯定到不了他们那个状态，但也能感觉到，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好像更接近他们了。”
“在这个戏里，任何的舒适感跟角色都是不搭的。”袁泉觉得，戴着口罩演戏，眼睛就成了最大的表演窗口。在别人看来，她的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她自己反而要更多地控制住情绪，“医生这个职业，是不允许有太多个人情绪流露的，对我来讲，反控制其实是一个难题。”至于如何才能不让情绪泛滥，答案是：别慌，“拍这个戏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气，不慌，但不慌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演员们都拼尽全力，但袁泉也承认，要想还原医生们的真实状态，不可能，“只能尽全力去接近。作为医务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些心理素质，是常人没有的。这可能也是我在整个电影拍摄当中一直想要去体会，又觉得差得很远的地方。我想文婷这个角色，就是在疫情当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拍完《中国医生》，袁泉对医生的尊敬又多了一分，“千言万语一句话，他们真的太伟大了！”记者 王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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