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剧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国产剧的主流，并且诞生了多部至今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它们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反映生活的细末与微妙，凸显出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基本特质。创作者如同用显微镜去观察生活的细节，并如获至宝地将其融汇到创作中去，以亲情为纽带切入叙事，聚焦于市民家庭的生存境况，描摹普通人的情感与人生轨迹。

　　时至今日，我们回顾那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仍然会被镌刻其中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坚实的生活质感与宏阔的时代变迁所深深打动。它们以生活的光泽感，打开了心灵的开阔地带，以独有的真情与温情叙事始终能够抵达中国观众的内心深处。

　　希望荧屏上的百姓生活史，能够继续被书写下去。

　　——编者

　　卞天歌

　　家庭生活剧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国产剧的主流。不过近年来，国产家庭剧整体类型创作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家庭剧”与“话题剧”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一些作品甚至用“话题剧”完全置换掉“家庭生活剧”这一传统的类型概念。曾经的家庭剧用什么打动了观众，如今的家庭剧又该如何续写，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共同的审美特质

　　用细节、“在场性”与“发现生活”的审美姿态打动观众

　　回顾国产剧历史上那些出自不同创作者之手、有着不同表现重心的经典家庭生活剧，它们共同的审美特质也随之显现。

　　首先，这些作品在情节推进与情感表现上都是通过极其密实、丰满的生活细节支撑起来的。这些细节或许琐屑、庸常甚至困窘，但对生活原生态质感的还原往往会起到举重若轻的审美效果。没有浓烈的戏剧冲突，只是让那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始终暗潮涌动的情感摩擦与生活细节微妙地推动剧情发展，在一地的鸡毛和瓜子壳上，观众看见的是热腾腾的、跳跃着的生命力。

　　其次，在对大量生活细节的编织中，作品达成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统一与和谐，并使观众获得一种强烈的“在场性”，即仿佛置身剧中，切近地观察甚至是直接参与剧中人的日常生活。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下的一些电视剧作品总令人产生隔膜、夹生之感。因为剧中所描摹的生活景状从细节上便与观众所亲身经历的日常有着较大距离。所以，观众根本走不进剧中，作品也无法吸引观众。

　　最后，如果创作者仅仅是“描述生活”的细节，并没有怀抱着“发现生活”的审美姿态去进行表现，那么仍旧是无意义的形式化处理。世纪之交，生活剧的创作者们摒弃了高高在上的审视姿态，不约而同地以平视的目光去观照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去发现他们的朴实与可爱，也对他们性格或认知上的缺陷进行同样客观的表现，如此才让他们的生命力与活力在作品中得到相对自由的呈现与释放。

　　从家庭生活剧到都市情感剧

　　城市化进程与消费主义渗透锁定都市生活剧主导位置

　　为什么家庭生活剧创作会在世纪之交时形成一股热潮，并且高质量的作品频出？除了承接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的新写实主义创作潮流这一重要原因外，还受到深刻的社会因素影响。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无疑在短时期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一过程中，并非每个社会阶层、群体都能同步从中受益，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积聚造成各群体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加大，阵痛在所难免。作为中国当代最贴近大众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电视剧自觉地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问题与社会群体的精神、心态，而家庭生活剧无论是在表现时空、关切对象还是叙事重心上都是最为适恰的题材。

　　家庭生活剧创作所展现的困窘生活与生存状态，本身是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创作者们让普通人的艰辛生活有机会“被看见”、被理解，从而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这与消费主义主导下的“被观看”有着绝对的区别。家庭生活剧中令人尴尬也让人会心的生活情境，怀柔了观众的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缓解社会群体焦虑的效用。观众看到时，也许会眉头舒展地慨叹一句，“噢，原来我们都一样！”

　　就像张大民家留在电视剧史上永远经典的意象——屋里生长出来的那棵树。它是深扎在窘迫尴尬与浪漫幸福两头的一根中轴，平衡着人生际遇的无常与雀跃，中和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创作热潮的形成

　　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群体精神、心态的观照与疏解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向都市情感剧逐渐进行类型迁移，纯粹表现市井家庭的生活剧似乎越来越少了。这不仅仅是创作者自身的问题，同样可以从社会因素中找寻到踪迹。

　　更为深入的城市化进程牢牢锁定了都市生活在电视剧表现重心的主导位置。可是，光鲜亮丽的时尚生活终究不是胡同里、弄堂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日常，于是一些创作者开始在想象中制造浮夸梦幻的生活表象，期望被观众歆慕和仰视，但却走入了盲目、空洞的误区。

　　加之，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符号消费也随之成为都市情感剧的一种重要创作表征。CBD写字楼、高级商场、咖啡厅、酒吧、健身房……这些剧中最常出现的符号不是丰沛人物情感、推动情节发展的生活细节，而是被寄托着一种超越日常情境的消费想象。曾经的生活剧中令人辛酸又会心的细节如若放到其中只会突兀得像个笑话，当前不少电视剧时常有意讥讽的桥段——凤凰男、凤凰女们的家长来到大城市后发生的一出出闹剧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可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愈发多元的话语平台为群体焦虑找寻到了更多的抒发渠道，并非只能靠某一类特定电视剧题材去排解了。但我们依然希望，接地气的生活剧能够依托供它生长的肥沃土壤，再次结下丰硕果实，再像曾经那样掀起一次热潮。

　　《家有九凤》中有一处情节堪称妙笔。永远精神矍铄的主心骨初老太太终于一天天老去，当老大向她报告九凤早恋之事并以为她会发怒时，老太太却一语不发，只是不停地摇头。老大问：“妈，您为什么一直摇头？”老太太认真答道：“老八给我买的毛衣领子太高了，我箍得难受。”

　　也许，家庭生活剧也同样如此。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中，不那么光鲜、甚至显得落伍的家庭生活剧同样有点力不从心。可谁又能把箍在家庭生活剧脖子上的毛衣领子往下拽拽呢？这还有待于电视剧创作者为我们作出解答。

　　（本版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

　　相关链接

　　那些年·那些剧

　　《一年又一年》

　　年轮上生长出的时代生活印记

　　1998年，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创造性地采用一年为一集的体例，对改革开放20年间中国百姓的生活与精神情感历程展开讲述。知青返城、恢复高考、下海经商、出国热潮、股市风云、下岗再就业……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写照与重要的历史节点钩织成作品波澜壮阔的叙事远景，但浮现于观众眼前的前景则始终是大时代的投影，是陈焕、林平平等普通人在漫长岁月中丰富而真切的生活细节。从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到思想观念、情感体验，饶有趣味的生活百态折射着改革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光影，却又如年轮般不露痕迹、水到渠成地生长出来。这种朴实的生活流美学形态较大程度上触发了观众的审美认同，作品所采用的“小人物、大时代”叙事策略也被之后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创作所沿用，足见其审美效应。

　　如果说，《一年又一年》以回溯历史的创作立意契合了世纪末观众们无意识的怀旧集体心理，那么，步入新世纪，随着回望情绪的逐渐淡化，中国观众重新怀揣起希望与彷徨，热盼与焦灼，又需要找寻到新的精神栖息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节点上，家庭生活剧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平民精神镜像的经典呈现

　　2000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播出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经典意义不仅在于作品对平民生活生动性的独特发现、对市井人物的鲜活塑造以及精妙劲道的台词语言，更在于作品将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后所激荡出的多层次艺术效果。它像一面多棱镜，让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去，都能发现耐人寻味的东西。

　　从精神层面上看，同样能捕捉到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大杂院八口之家生活的痕迹。不同于《一年又一年》用明确的年份、时间节点来告诉观众彼时的中国社会曾发生着什么，又是如何影响到小家庭、普通人生活的表现方式。《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此则狡黠地保持沉默，只在剧作中缓缓释放出一些并不突兀的信息：云芳被远赴美国的男友抛弃——出国潮、一家人为了如何在几平米的老房子里住下八、九口人穷尽生活的智慧——住房问题、大民下岗每天假装若无其事地按时出门——下岗问题……这些家长里短勾连成了表现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的暗线。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的时候，普通人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生活态度逐渐了然于荧屏之上，这使作品被赋予了平民精神镜像的独特意义。既不宣泄苦难，也不进行价值判断，作品只让观众“在场”，以极近的距离旁观胡同里张大民这一家子的生活，看着他们笑着、吵着背负起沉重的一切。这其中，包括着幸福，也包括在大众看来的不幸。不管是何种滋味，只教观众自己慢慢琢磨。

　　从美学层面上看，作品因还原生活本相而显示出坚硬、朴拙的美学质地。编剧刘恒在进行剧本阐述时曾言，作品是“不惜用显微镜记录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细节是毛巾厂工人云芳爸妈用福利毛巾缝成的裤衩子，是大民舍不得坐缆车只为云芳买的一张票，是张大妈嘴里总要含上的那块儿冰，是大民为了盖房子，施苦肉计在脑袋上裹起密不透风的纱布……这些细节像有意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开了个玩笑，可却又那么正儿八经地摆在人们眼前。底层生活无处不在的尴尬与张大民们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在剧中形成了不悲不喜又似悲似喜的美学张力。如今我们常提到的“接地气”大概就是由这些密实的细节散发而出的，它们让作品有了根基，又像毛细血管一样供养着作品的生命。

　　杨亚洲的平民三部曲

　　辛酸浪漫的暖色调生活美学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热播后，新世纪初家庭生活剧的高光时刻还在延续。有平民导演之称的杨亚洲一头扎进生活剧的创作中，接连拍了《空镜子》（2001）、《浪漫的事》（2004）、《家有九凤》（2005）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这些作品既带有这一时期家庭剧朴实、自然的普遍艺术特征，又有着较为浓重的“杨亚洲”式风格——洋溢着辛酸又浪漫的暖色调美学意味。

　　在初读万方的剧本《空镜子》时，杨亚洲曾面临两难选择：是将情节改编得更曲折更有戏剧性，还是依然如小桥流水般波澜不惊，如同站在自家阳台看对面阳台的风景？显然，导演选择了后者。于是，孙丽、孙燕两姐妹并不顺遂的情感与生活故事静静地流淌了出来，恋爱、结婚、生子、离婚再恋爱、结婚，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的日子不知道去向何处，恰如“空镜子”这意象一般，人生短暂，说满就满，说空就空，但人们对此又束手无策。作品在对两姐妹有喜有悲、时紧时慢的人生镜像对照呈现中，展现出对温情淡然、张弛有道的日常生活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双重追求。

　　《浪漫的事》延续了《空镜子》松散却不失细腻的生活流风格，但却有着更残酷的故事内核。名曰“浪漫”，可无不透露着辛酸。大姐宋雪曾经圆满的小家庭在经受丢失孩子的巨大创伤后分崩离析；二姐宋雨穷欢乐的幸福生活在富起来后也戛然而止；小妹宋风始终一心寻觅真爱却发现是一场空……作品时而抛出应对生活苦难的微弱希望，然后又将希望残忍打破。它好像有意在启示观众，“浪漫的事”一面是感受生活的柔美，一面是要认清并接受生活本身的酷烈，无需麻醉与掩饰。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艺术表现，也使作品高于一般意义上充满纠葛的情感叙事，在对生活与人性的探讨中都抵达了较为深刻的程度。

　　隔年播出的《家有九凤》，或许知名度没有其他两部剧高，但在笔者看来是一部被低估的好剧。不难看出，导演杨亚洲和编剧高满堂对这部剧寄托了很高的艺术抱负，这最直接体现在其颇具难度的群像创造上。作品塑造了九个女儿加上剧中的灵魂人物初老太，整整十位性格各异的女性，对她们生命轨迹的勾勒交织出了一幅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女性浮世绘。

　　更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作品对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中的普遍情感与体验的捕捉。带着一身伤痕从北大荒返乡的七凤；由趾高气扬到身份失落的“保组长”五凤；偷偷倒卖粮票的三凤；头脑活络、率先南下的八凤……剧中的每个“凤”身上都凝缩着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某一类普通人的生命历程缩影，她们的经历构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男主人公杨为健的形象与人生经历同样具有典型意义。在屠宰场工作的他曾美滋滋地顺着猪大肠过小日子。可当高考恢复、改革开放后，焦灼的体验逐渐向他袭来。为了追赶考上大学的七凤，他也曾努力过，却在夜大的课堂上呼噜打得震天响；小姨子八凤可怜他，让他到投资公司当保安，可他却听不得一点为难与刻薄，愤然离去……在翻滚的时代巨浪下，杨为健就像一朵浮萍，面对着每个环节都愈发吃力的生活，在百感交集、迷惘无助中坚守着最后的自尊。这也代表了社会转型期很多中国人所经历的一种颇为普遍的现代性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