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历经一年半的修缮，“最接近20世纪30年代原貌”的兰心大戏院再次开门迎客。而就在同一日，相隔不远处，举行了隆重的上海文化广场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

　　似乎是某种巧合——87岁的陈钢，与这两处文化地标彼此见证——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于兰心大戏院，盛况空前；1972年，“红色小提琴”系列《金色的炉台》首演于文化广场，将金色“洒满”了上海。

　　似乎不止是一种巧合——也正是在这个金秋，87岁的陈钢推出了自己的新著《岁月芳华》，以亲身经历诉说上海百年文化的包容、开放与进取，致敬永远流淌的“上海声音”。

　　■记者 夏斌

　　陈钢

　　1935年出生于上海，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之一，创作过“红色小提琴”系列和交响诗曲《情殇》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17年获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

　　泪花中的《梁祝》

　　2022年9月21日，谐音“就爱你”的这一天，87岁的陈钢收到了97岁的指挥家曹鹏的一封长信。

　　信中，曹鹏忆及自己在莫斯科首次指挥演奏《梁祝》时的情形：

　　“独奏家对我说，中国的五声音阶演奏较难，所以他和钢琴伴奏为此曲合练了三个月。而《梁祝》中还有一段用滑指来表现中国戏曲味道的大提琴独奏，对外国朋友来说也是陌生的。”

　　曹鹏说，自己正在筹办“百岁音乐会”。三年后，这场“百岁音乐会”上将再次奏响《梁祝》，“给我一生的音乐事业画上完美的句号”。

　　解放周末：与何占豪合作创作《梁祝》时，您只有24岁。听说，这部小提琴协奏曲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陈钢：《梁祝》一出世就完成了，不需要任何修改。它将交响音乐的宏大叙事与中国戏曲特有的表现手法结合在一起，歌颂了人世间永恒的爱、不朽的情。它是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交响音乐，是我与何占豪为新中国诞生10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

　　解放周末：《梁祝》与众不同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陈钢：传统的协奏曲一般由三个乐章组成，《梁祝》却根据自身音乐发展的需要，写成了一首一气呵成的单乐章协奏曲。《梁祝》首演后，有评论说它不像协奏曲。但我觉得，原本能用一个章节写清楚的，为什么一定要用三个章节来表达呢？协奏曲的本质是协奏，而不是乐章的数量。我们之所以采用单乐章结构，是因为可以更加集中地表现《梁祝》的爱情主题，表现爱情与反抗两条线索的交织、冲突和人性的张扬。我想，这也是一种创意吧。

　　另外，常规的交响乐队编制是弦乐、管乐加上打击乐。打击乐中有锣有鼓，却从未有过中国板鼓。但是，当我们在《梁祝》中表现英台哭坟时那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痛欲绝时，需要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此时，几乎所有的西洋乐器都失灵了，都无能为力了。只有用中国板鼓才能叫破你的魂、敲碎你的心。所以，我们大胆地打破常规、另生创意，在交响乐队中加进一只前所未有的中国板鼓。从此，全世界所有的交响乐队，都必须在演奏《梁祝》时加进这个中国乐器。

　　几百年前，中国曾经为全世界的管弦乐队贡献过一面大锣；后来，我们又贡献了这只独一无二的板鼓。当年，指挥家曹鹏在苏联首演《梁祝》时，为找这只板鼓跑遍了莫斯科。最后，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格林卡博物馆看到了一只陈列的板鼓，如获至宝。

　　解放周末：1959年5月，《梁祝》在兰心大戏院首演。作品初次与公众见面时，您在哪里？

　　陈钢：《梁祝》首演时，听众们沉浸在俞丽拿缠绵悱恻的琴声中如痴如醉，我却怯生生地躲在台后侧耳偷听。曲终人不散，空气像凝结的板块。我心想：怎么没有半丝反应？没有一点回响？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很短，也许很长，掌声突然一浪接一浪滚滚而来。大家鼓啊鼓啊鼓，深情地鼓、渴求地鼓，鼓了就谢幕，谢了幕再鼓，一直鼓到俞丽拿不得不将整首协奏曲从头至尾重新演奏一遍。从我自己的泪眼望出去，我看到很多听众眼中同样闪烁着泪花。

　　不会忘记三个“第一”

　　幼时的陈钢并没有音乐梦。

　　因为，学琴很不快乐。洋老师十分严格，弹琴时将一个火柴盒放在陈钢的手背上，每次一滑下来，便“啪”地打一下他的手。

　　比起音乐，陈钢更爱文学。他成天窝在被子里看书。写作文《我的志愿》时，他写：“我不愿做大官，也不愿发大财，只愿做个大文学家！”

　　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民族、国家的命运改变。1949年，这个壮怀激烈的14岁少年，搁置下心中的文学梦，报名参了军。虽然，兜兜转转，他又被送回音乐身边——看似回到了原点，其实已经成长。

　　解放周末：《梁祝》问世，新中国就此有了一部能代表民族文化形象的交响乐作品。这成功的“第一步”背后，您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陈钢：一方面，我有“家传秘方”。因为我生于一个音乐世家，耳濡目染中汲取了滋养。我的父亲又在审美情趣与音乐理论基础上，为我作了充分的铺垫。

　　另一方面，我比较早地踏入社会。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刚初中毕业，一腔热血要参军、要参加革命。于是，我就将初中毕业证上年龄一栏中“14岁”的“4”用橡皮擦掉，改成“8”，再涂一点酱油，搞得模糊一点，大胆冒充18岁，一路高唱着《国际歌》去报考华东军政大学。

　　一年后，我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机要干校。但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被告知眼睛近视不过关，要退回去。亏得我的指导员说：“你不是学过钢琴吗？我们培养你，到文训队去。”

　　文训队每月出资20元学费，把我送去跟马友梅教授学习钢琴。从文训队毕业后，我来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演奏员。时值抗美援朝之际，我尝试写了人生中第一首歌《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有幸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得了5元稿酬。那首歌现在看着不太灵，但对于我有很大的激励，埋下了小小的、朦胧的作曲念头。

　　解放周末：这段从军经历，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钢：这段经历中有三个“第一”，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是第一顿饭。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兵，开饭时拿来一个大饭桶。我近视眼，看着黄黄的，还没舀就闻到一股香味，以为是蛋炒饭。结果第一口咬下去，差点把牙齿咬掉——原来是小米饭。上海的小孩没怎么吃过北方的小米，所以我印象很深。可此前中国有很多老百姓，还吃不上这样的饭。

　　二是第一首歌。我们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我还记得，部队的区长、队长领着我们唱歌时，都是双手握拳、大拇指朝上指挥的。后来我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看到，里面的一位连长也是这样指挥的。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一个符号，解放区的天就是明朗的天。

　　三是第一双鞋。那是我参军后领到的第一双鞋，是山东老大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虽然是布鞋，但比皮鞋还厚还硬。后来我到山东去，看到田埂上都是老人、妇女、孩子，年轻人很多都在前线牺牲了。这双布鞋，就是老百姓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把孩子送到前线，把生命献给事业的见证。

　　我后来到过很多殿堂级的剧院，也有过不少艰苦的经历。这三个“第一”是我的人生起点，而这段经历也给我的成长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我带来了真诚、有力的信仰，伴我度过了风风雨雨。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始终相信我的初心没有错、没有变。

　　作曲是一个“场”

　　“哈啰，小潘！”9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中，陈钢与远在悉尼的潘寅林隔空对话。

　　潘寅林已是满头白发，但在陈钢眼里，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林中之虎”小潘。

　　1972年，潘寅林登上万人相聚的文化广场，首演陈钢创作的“红色小提琴”系列，拉的第一个作品是《金色的炉台》。这一拉，让“金色”洒满了文化广场，也轰动了整个上海。据说，学琴的人剧增，工厂一年间赶制了10万把小提琴。最火的时候，潘寅林过马路时，交警一看是他，红灯啪一下变成了绿灯。

　　《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美妙的琴声，凝结了时代的波涛与人性的渴望，成为特殊年代的一缕阳光。

　　解放周末：《梁祝》之后，您为何选择创作“红色小提琴”系列？

　　陈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其实也渴望着用音乐来抚慰他们的心灵。当时，潘寅林刚在上海交响乐团晋升为首席，却常常为单调的演出曲目犯愁，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创作一些新的小提琴曲目。这份邀约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一口气写了八九首小提琴作品，其中就包括现在最为流行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解放周末：从《金色的炉台》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红色小提琴”系列听上去优美、热情，充满着希望。

　　陈钢：优秀的音乐作品，总会表现伟大的时代和普通人的心灵，就像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自然会在土壤中自由而有力地生长，最终成长为庇护心灵的绿荫。

　　我对“红色”是这样解读的，它是花样年华中的一抹朝霞，是蹉跎岁月里的激情浪漫，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在创作“红色小提琴”系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唱出”中国人的审美要求，把表现当时中国人对“阳光”的渴求、对生活的希望这种普遍诉求当成作曲家的责任。

　　艺术不可避免地会有时代的烙印，但能够传世的一定是跨时代、超现实的。马勒最悲剧的交响曲，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写成的。于我而言，我努力将生命的光亮和热情注入作品之中，描绘人性、亲情、温情的状态，表现人们对多彩生活复苏的渴望。

　　我的朋友程乃珊曾评价：“这些特定年代的曲子，有着浅白如春雨的旋律，恬淡如菊，如同过滤器，将焦虑、不安、怨愤和质疑都滤去，留下的是希望。”

　　解放周末：除了作曲家之外，您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担负着培养更多作曲家的重任。您是怎样教学生的？

　　陈钢：我教学生的秘诀就是“不教”。我觉得作曲家是教不出的，美术家恐怕也是教不出来的。你的基本功可以很好，技术可以很好，作品可以像这像那，但就是不像自己，这样的作品能称为艺术作品吗？

　　我的很多学生都很优秀。我主要讲授一点我的审美理念，更重要的是还他们以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一些建议。当然，我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告诉学生。比如，你想写这类作品，应该同时听什么，从大家的作品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

　　我始终认为，作曲不是一门课，而是一个“场”，一个气韵生动的“场”。学生应该处于一种饱满的创作状态，而不是被动的练习状态。

　　有学生在我班上学习时，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一首无伴奏的大提琴独奏曲。为了模仿古琴的音响，他将大提琴调低四度定弦。演出后骂声四起，但我支持他。因为他不是在玩音响游戏，而是有意尝试将中国古韵与现代技术有机融合起来。民族的养料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河流应当流入大海、流向世界、流向现代。

　　放射上海文化的光芒

　　前不久，陈钢出版了新书《岁月芳华》。这是他的第五本散文集，书中讲述了他的个人史、家族史，也是上海音乐史、文化史的生动一笔。

　　新书发布会定在新落成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发布会上，几位老朋友应邀而至：昆曲表演艺术家沈昳丽表演了《惊梦》片段，电影表演艺术家赵静讲述了她与陈钢相交的往事，“佐罗”童自荣深情朗诵了书中片段。

　　更多的老朋友，更多的上海风华，则在陈钢的笔端与指尖。

　　陈钢说，从“音乐人”到“写作者”，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上海的声音、上海的故事。他希望，自己能够用音符和文字书写这座伟大的城市，让她永远以最新、最美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解放周末：您为何会推出这样一部新书？

　　陈钢：去年，《义勇军进行曲》灌录地“百代小楼”正式挂牌。当我跨进“小红楼”，顿时想起我与《义勇军进行曲》正巧同龄。当年，我们就是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与《国际歌》一起“前进！前进！前进！进！”的。

　　再走上“小红楼”二楼的陈列室，更是亲切万分。当年常来我家的叔叔阿姨们，都在墙上朝我微笑——周璇、姚莉、白光等等，是她们唱响了《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夜上海》《永远的微笑》等传世名曲；黎锦光先生还亲口告诉我，当年是如何写作《夜来香》的。

　　作家白先勇曾经对我说，上海对他而言，有着一种巨大的魔力和魅力。他自己也没想到，童年路过百乐门时见到的那些上海女性身姿，居然会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经久不灭的印记，以至于成为他两部短篇小说的人物原型。

　　我想，上海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我的人生有那么多奇特的故事，我的朋友们有那么多值得回忆的故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上海的百年激荡、百年风华，应该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再不讲就被遗忘了。由此，我要求自己进行一个角色转换，写下这些故事，也是一圆儿时的文学梦。

　　解放周末：在您心中，有哪些故人、朋友特别值得书写和记忆？

　　陈钢：我对小提琴演奏大师斯特恩印象很深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跟他有过两次见面。从他身上，我能真切感受到，艺术家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单纯的人，比普通的人还要普通，比单纯的人还要单纯。真正的艺术家眼睛是透明的、无邪的，但在艺术上是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我们要做就做这样的艺术家。

　　今年5月，秦怡去世。她95岁时，我曾同她在墨尔本演出钢琴伴诵《鲁妈的独白》。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每次琴声慢慢落下，她的眼泪总会掉下来。她是影坛巨星，是当年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但同时也是一个再也平凡不过的“亭子间嫂嫂”，什么都拿得起，什么都放得下。她是我心中的女神，一想起她，就会想到崇高和平凡、美丽和隐忍。

　　解放周末：如果请您“书写”自己，您又会从何处着手呢？

　　陈钢：我觉得，艺术家、艺术家，艺术就是家。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的家就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我的家就在世界文化的海洋里。作为在上海出生的艺术家，我的家就是上海的文化。

　　我最大的特点是特别爱上海，爱上海的摩天大楼和街头小巷，爱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江海关上的大钟声。

　　艺术上，我国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个音乐学院、第一个美专……几乎所有的“第一”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它们之所以诞生在上海，并非偶然。

　　什么是上海的城市文化？我记得，茅盾在《子夜》里面用了三个字——“光”“热”“能”。他说，上海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光”“热”“能”，这也就是现代文明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所在。海派文化有三个特点：都市情怀、中西融合和雅俗共赏。由此，上海的文化创意不仅仅天马行空、神思连篇，还接人气、接地气、接市场、接百姓。

　　所以，近些年来，我也在做一些事，把一部分精力投到恢复、发扬上海文化中去，试图找回上海文化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找到内心的声音，找到人性的声音，找到上海的味道，找到城市的灵魂，这样才能放射出上海文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