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一般的谍战片往往在正邪较量的核心冲突中，编织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戏码，展现正面人物在面临的极端压力中过人的智慧和勇气，彰显他们令人感动的坚忍与忠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焦灼和煎熬虽占一定比重，但观众的兴趣点，仍然是人物步步惊险的命运历程，以及峰回路转的情节编排。

　　相比之下，《无名》是一部非常规的谍战片，它用文艺片的范式，在精致的电影语言和演员克制的表演中，将历史撕开了一个口子，带领观众去窥见残酷与动荡中人物内心的坚守与执着，痛苦与焦虑，从而为宏大的历史书写提供一个更为幽深的角度，为观众勾勒被历史传奇所遮蔽的人性驳杂，以及命运奇诡。影片以前卫的时间编码方式，质感十足的光影呈现，幽微细腻的心理披露，成就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探索和商业价值。

　　“无名”与潜伏演绎历史洪流中人生高度

　　影片有意识地隐去角色的全名，是为了强化他们身为“无名者”的身份。正是他们的坚守和付出，他们的不懈努力形成的时代的合力，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在这种人物设定策略中，潜藏了一种风险，那就是人物会变得扁平，《无名》用特定的方式规避了这种风险，那就是为人物保留真情流露或者身心疲惫的时刻，让人物回归自我，从而完成更有情感深度的人物刻画。在那种风雨如晦、动荡飘摇的时期，他们的“个人幸福”难以实现，他们站在历史和人民的立场，主动选择隐身是为了暗中发力，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确实，在历史的洪流中，许多人都是“无名者”，但是，他们有理想和信念，有个性和情感，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的坚守和奉献定义着他们的人生高度。后人重读那些高度浓缩的宏大叙事时，不仅理解了他们的选择，也理解了人性的幽深，他们虽是“无名”的，但对于历史而言并非空洞的，而是“有力”的。

　　为了与影片整体性的沉郁风格相协调，《无名》对于人物的真情流露时刻，处理得过于含蓄，没有为人物提供足够的情感抒发空间，也没有细致地交代人物的“前史”，而是主要借助人物的微表情来完成内心波澜的折射，或者通过人物隐晦的言行，来暗示他们的情绪走向。影片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时难免显得抽象模糊，令人欣慰的是，影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贡献了极具辨识度的表演风格。

　　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何主任和叶秘书，潜伏在汪伪政府的特务机构，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又要表现得按部就班日常自然。他们在历经一系列的情感冲击之后，内心深受震撼。影片不注重情节的饱满和曲折，而是通过大量留白，为观众留下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公开身份是汪伪的高级特务，但并不显得严肃或阴鸷，而是时常露出自然的笑容，他在纳降和劝降时云淡风轻但又暗藏玄机，动情处也只有表情的瞬间凝固，或者肌肉的轻微抽动，有效地演绎了人物丰富的心理层次。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因为年轻，为了掩饰自己潜伏者的身份，他的表演不够松弛，有时有用力过猛的紧张感，而关键时刻的爆发力又不足，被评为“面无表情”地演完一部戏，但这种不显山露水的表演风格其实与人物的身份贴合度很高。这两个主要人物，一动一静，一热一冷，描摹出不同人物的性格画像，也将我们想象中的地下潜伏者形象显现得丰富可感。

　　时空的立体迷宫挑战观众的审美与理解力

　　《无名》的人物谱系涉及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特工、汪伪特务、日本特务，但核心情节不算复杂，复杂的是时间与空间安排，分别涉及1938年的广州，1941年、1942年、1944年、1945年的上海，1946年的香港。影片没有采用线性时间线索剪辑，而是通过字幕标识的坐标，完成时空的交错与穿插。观众需要调动注意力，去梳理时空线索，把握特定的剪辑顺序中所蕴含的情绪逻辑。

　　影片的开头，就“散漫随意”地在不同时期的上海、香港、广州来回跳跃，观众像是闯入一个时空的立体迷宫，在对混沌的摸索中又兴奋莫名，像是为检验自己的智力水平找到了舞台。影片不按常理安排情节，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影片的“历史观”，没有将历史描述为线性的单维脉络，而是在拼接的历史截面中，观察每个截面中的特定风景，并从这些风景中烛照历史的深邃，人性的幽微。

　　影片通过时空的交错，让人物的闲适、优雅、欣喜、煎熬、苦痛、绝望交替出现，隐喻着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在命运的诡谲莫测中，我们无从预料人生的阴晴圆缺。影片涉及的场景大都是一些公共场所，比如饭店、咖啡馆、夜总会。这些场所看起来安逸或者魅惑，背后可能暗流涌动，杀机四伏。影片中最神秘恐怖的地方，是汪伪特务机构的办公场所和监狱。这些地方大都处于暗调画面中，有着阴森，幽暗肃杀的意味，上演着勾心斗角和血肉横飞的对决。在汪伪特务机构的监狱里，养着许多狼狗。这些狗凶猛暴戾，嗜血残忍，见惯了血腥的拷打和杀戮。它们被关在笼子里狂吠时，制造了一种别样的恐怖气氛。这些狼狗与汪伪特务一样，充当杀人的工具时，其实也被囚禁着，受人摆布。

　　《无名》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空间，陈小姐与张先生居住的“家”，那是掩护地下工作的“办公室”。电影呈现时代风云变幻中那些潜伏者的生活仓促与命运跌宕。《无名》的影像冷峻幽暗，有大量的室内景，这些内景以黑色为主色调。人物似乎只有在侧光、逆光或冷色调的场景中，才活得真实，才能感受到生存的真切，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必须谨言慎行，收敛内心的真情实感。

　　当人物在内景中谈公事，吃饭，饮酒，影片用大量的对称构图，强调秩序的强势和人物内心的沉重，并在人物对话时，通过规则的对切镜头，强调生活的约束和刻板。这些内景中的人物，既承受着“乱世”的挤压，同时又因身处室内一隅而产生一种置身事外的恍惚之感。

　　程耳执导的上一部影片《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已彰显了强烈的个人艺术风格和题材偏好。时隔七年之后，程耳在《无名》中保持了这种个人风格，影像的张力和细节的深沉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影片中的人物之间毕竟缺乏更为深刻的呼应和纠葛，更多的人物来去匆匆，来不及展现完整的性格发展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这导致影片的主人公更像是“非线性剪辑”。

　　当《无名》致力于营造旧上海孤岛时期那种凝重冷酷但又光怪陆离的时代氛围，让多组人物穿插其中，以交织出历史的风云变幻，影片一方面以明星阵容的谍战类型片的预设，一方面又是前卫剪辑方式和作者电影的影像风格，挑战了观众的审美理解力，在获得一定票房认可的同时，也引发了两极分化的评论，其实《无名》以作者电影的先锋性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文艺与类型对撞出谍战片的审美新空间。

　　（作者为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