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

　　近年来，一批传统文化类节目火爆荧屏，引发观众、媒体和社会层面的热烈反响，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潮流现象。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到《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上新了·故宫》，再到《故事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可以说，传统文化类节目为我们标记了行业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资源与节目创新创优的代表样本。

　　新国风：

　　作为潮流现象的显著特质

　　尽管题材不同，形式各异，新国风都是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类节目最鲜明的风格标签。新国风即新兴的中国风格，表现为在大众文化中普遍运用传统文化元素的流行风尚。传统文化类节目在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与青年文化、网络文化等时代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以新旧融合、审美互鉴的新国风特质成为热门的节目类型。

　　实际上，回顾中国电视节目发展史，早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京电视台就已推出《文化生活》《生活知识》等文化类节目。八九十年代，更是涌现出《书坛画苑》《九州戏苑》等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类节目。然而，虽然传统文化类节目一直是中国电视节目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都往往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电视产业化浪潮中，面对收视苦旅，传统文化类节目始终难以成为电视台所热衷的现实选择和标志性节目。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传统文化类节目逐渐摸索出一条“寓道于乐”的新国风创新之路，以一种“文化复归”的姿态在全网“走红”。

　　透过历史长镜头观照当下，有价值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类节目如何蝶变跃升？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何是传统文化类节目持续“破圈”形成时代的潮流现象？

　　“双创”法：

　　作为艺术创作的蝶变跃升

　　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提出，传统文化类节目的艺术创作有了根本方法论，即秉持“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导向，以灵活多元的方式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成对“文化中国”的影像深描。

　　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类节目将其视作汲取创作灵感的资源宝库，选取代表性文化符号进行点描，这样的“提喻”策略仅从节目名称便可管窥：讲述甄选典籍故事的《典籍里的中国》，重温中华诗词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展示非遗超凡技艺的《非遗里的中国》等。而随着该类节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挖掘，题材也已从诗词竞答、成语竞猜、汉字竞写等通识性知识普及细分至文博考古、非遗技法、琴棋书画等专业性内容阐释，凸显节目创作的垂类思维。

　　借助此类节目，观众踏进分流而行却又一脉相承的历史星河，拾起璀璨的文化瑰宝。深耕于不同领域的传统文化类节目接连登场，一场复调般的“文化组曲”就此编成。

　　当互联网平台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刷”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注意力已是节目争夺的对象。基于供给渠道多样、信息内容过载的视听传播生态，传统文化类节目并不固守既有模式，而是以轻体量的节目时长、模块化的节目单元以及强叙事的节目内容顺应平台思维，创新节目模式。以河南卫视一系列出圈晚会为例：“端午奇妙游”取端午“龙星中正”的星象之意为主题，力邀“开心麻花”团队加盟，通过侠客参加龙舟赛，争夺信物的戏剧化章回故事串联《王风·采葛》《飞龙在天》《艾草青青》等模块，由此展示端午传统习俗，且时长控制在一小时内。相对独立又各具特色的专题节目则十分适配互联网平台的传播逻辑，典范莫过于《唐宫夜宴》，该节目能够引发全网热议，正是其在互联网平台凭借短小精悍且具有瞩目性的特点以华彩片段攫取观众的注意力，之后更起到由短观长的引流效用，提高整个系列节目的知名度。

　　此外，新模式愈加追求单个作品能够产生视觉奇观与心灵震撼的高潮效果，对节目品质提出更高要求。传统文化类节目以数字技术为基点，形成超真实的虚拟-现实空间，营构“观众-作品-意境”的动态感知场域，不仅使传统文化元素跃然眼前，亦使中华美学精神濡润心间。如《诗画中国》在对《溪山行旅图》的展现中，将景物细化为单个元素分层绘制，并在后期建模的特效重组中力求保留自然造化的国画质感，镜头推拉间，峰峦高峻的山体与银线飞流的瀑布相互呼应，勾勒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的壮阔山河，使观者真切感受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品格追求；再如对《仿杨大章画〈宋院本金陵图〉》的演绎中，节目对画卷赋以水墨3D动画效果，在画中人从郊野到城市的信步闲游中，观众仿佛穿越回“王气埋金秀且雄”的盛世金陵，感受到“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的美好画意。

　　从实到虚的视觉化呈现使诗画突破物理法则的限制，以影像奇观的再现方式活起来。超现实的艺术灵境既通过视觉冲击力延展观众的想象力边界，又以纤毫必现的细节捕捉带来身临其境的在场体验，于亦真亦幻的精神沉浸中实现传统古典美学在观众心理层面的由虚化实。

　　主体性与认同感：

　　作为文化实践的深层逻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传统文化类节目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文艺创作中脱颖而出，形成长达数年且仍在持续的“文化节目热”现象，不仅是因为该类节目内部的创作理念更新与制作能力提升，更是由于节目生产是在社会文化中萌生，并会对其做出互动回应的、具有反思性经验的典型文化实践。

　　也就是说，艺术生产深度联结并映射着时代的集体心态与共同情感，每个时代的共同情感也会催生出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潮流。

　　那么，为更深入地厘清传统文化类节目流行的深层逻辑，需立足于时代的鲜活经验，探究节目显在文本结构之外，耦合当下集体情感心理的活跃且富有张力的潜在文本结构。

　　面对中西方文明比较与交流的全球化语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但在有关现代化的世界话语体系中,“西方现代性”曾垄断了现代化的定义,西方现代化甚至被直接等同于唯一模式。因此，只有反思西方范式，建立中国的合法性表述，确立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主体性位置，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现代性”，实现“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重释和改写。在此过程中，国家与人民都正在经历“何为中国”的思考，“我是谁”的追问反映着当代中国社会渴望巩固文化主体性，凝聚身份认同的集体心态与共同情感诉求。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区分“他者”与“自我”以及获得主体性与认同感的重要方式。

　　事实也的确如此，“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等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与国学热、汉服热等从民众层面自下而上的文化消费中无不表征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答“是以中国”的有效性。

　　回到传统文化类节目，不论主题是关注节庆文化，抑或是聚焦诗画艺术，还是围绕历史考古，都是对“双创”方针的有益探索，其遵循的底层逻辑离不开“两个结合”。对“文化中国”的媒介展演给予观众极大的想象空间，在藏着文明痕迹的吉光片羽里，文物修复师使故物可新，让后世见到遥远又绚烂的历史；在唐诗宋词的绵延不息里，无数群星闪耀其间，为“何以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在承载千年文脉的非遗技艺里，传承人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实现民族之为民族的身份认同……这些传统文化类节目一方面通过发掘和呈现文化符号背后的文化记忆,激荡起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基因，极大地满足观众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获得历史关联感的想象需求，有力增强观众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另一方面，遵循“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原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时代化重构，将家国一体、天下为公、万物并育等传统优秀文化所附丽的精神理念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在过去中国、现在中国与未来中国的深情呼应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诚然，传统文化类节目高度契合着时代共同情感，并凭借视听媒介无远弗届的传播力，产生并扩散凝聚集体感性的文化力量，是收获观众的情感共鸣以生成庞大的情感共同体的深层动因。但仍需强调的是，观众的审美需求和鉴赏能力持续增长并提高，在具体创作中，传统文化类节目仍需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于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守正创新，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魅力以满足观众审美期待，才能避免同质化，在竞争激烈的大众文化产品赛道上伫立潮头。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