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翰

　　观点提要

　　文艺要想打动人心，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合情合理”，只有这样才能让观众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代入自己的情感，去同情、去悲悯、去担心、去愤怒，才能让他们在恶人伏法之后，释放他们积压在内心的情绪。

　　现实主义电影，银幕上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但一定要是“可能发生的”。文艺是合法的谎言，电影制造的是幻象，而关键的是，只有合情合理，才能在幻象中让人移情。失去了这一点，电影就很难打动人心，激发观众的感情。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坚如磐石》上映之后，国内重要的影迷网站豆瓣上一些网友认为是题材的特殊性限制了发挥，其实并不符合逻辑。事实上，这些年国内有一些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无论在艺术性还是观众的口碑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反腐扫黑是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大事，对个体和集体情感都会造成强烈冲击。文艺表现反腐扫黑顺理成章，是人心和现实之必然反映。

　　然而反映现实的文艺要想打动人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合情合理”，只有这样才能让观众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代入自己的情感，去同情、去悲悯、去担心、去愤怒，才能让他们在恶人伏法之后，释放他们积压在内心的情绪。《坚如磐石》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演员的表演功力不凡，两位主角在性格表现上都能立得住，但是情节上有太多的不合情理，严重阻碍了观众的共情。

　　影片一开始的爆炸案，把郑副市长（张国立饰）推上前台，后来揭秘是他自导自演，企图设计逼走黑社会老大黎志田（于和伟饰）。然而问题是，电影中是他儿子发现情况不对，上来扑倒了父亲才躲过一劫。那么郑副市长怎么可能事先预料到他儿子一定能发现蛛丝马迹的细节，然后跑过来救他呢？假如没有儿子恰到好处的出现，他岂不是要被自己设计的爆炸给炸死？

　　刺杀黎志田的情节也很荒唐。黎志田仇家很多，对自己的安全极为小心谨慎，因此每天晚上都是在酒店整整一层楼的空房中随机选择自己当天的住所，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晚睡在哪里。电影中，他走出电梯间，把一叠房卡像扑克牌一样洗一洗，抽出一张，这就是今晚睡觉的地方。这个设定很有冲击力，把黑社会老大夸张的奢靡享受和惴惴不安如惊弓之鸟的心态都充分表现出来。然而，后面的刺杀情节就很可笑了。两个持刀的杀手伪装成送外卖的，给酒店他可能住的楼层所有房间打电话，确定他睡觉的房间，然后摸到他的房间杀人。当然，黎志田有了警觉，于是设下圈套反杀了杀手，这个场景拍得看上去紧张刺激，鲜血横飞，却又让人哑然失笑。黎志田这个如此小心谨慎的黑社会老大，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难道不是必然知道是杀手吗？反过来说，杀手也应该知道这样的电话，必然会引起黎志田的怀疑，肯定打草惊蛇。他们居然还规规矩矩打开门，老老实实用匕首向床上猛刺。如此情节更适合出现在《疯狂的石头》这样的喜剧片，而不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

　　电影最后一段的高潮中，郑副市长过往情人的尸体被发现，她的手机被外甥女找到，这个手机藏着腐败的证据，要交给警察苏见明（雷佳音饰）。但是她也告诉了自己信任的郑副市长这个消息，于是两边都要争取拿到手机。黑社会这边派出的人威逼利诱，没有得逞。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因为他们只是要销毁证据，而不非得要拿到证据。后来苏见明拿到手机之后，却赶往自己的前女友、警察李惠琳（周冬雨饰）租住的船上，说因为公安局太远，这边离得近，就先过来。不说他知道黑暗势力已经盯上了手机，这么做有很大危险，也许这么安排是电影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不得不为之，给了解释，观众也就姑妄信之；就说黑帮围攻那条船的情节，也让人不得不摇头叹气。电影中，黑帮动用了高科技手段，用电磁干扰屏蔽了手机信号，让两个警察都身处险境却无法报警。这时，女警察拿出一把事先局长特批的手枪（他们都是技术科的，平时不带枪）向天开了一枪，给自己的同志发了信号。于是警车上路，呼啸而来。但是黑帮跟他们躲了半天迷藏，又跟拿枪的女警察对峙了半天，黑帮头子还跟他们的老大打了几次电话，商量怎么办，但是警车永远闪着灯在立交桥上盘旋，迟迟不到现场。我们可以设想，开枪的音量可以通知的距离能有多远？开车过来到底要多久？难道警察是埋伏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然后冲到市区救援吗？这种悬念的设置，过于不合情理，把银幕上的演员完全当作工具人。

　　在观看这些桥段时，观众似乎听见导演在说：这个场景是为了制造危险，那个场景是为了制造一点悬念，让观众担心一下；最后是为了制造牺牲，让观众震惊和同情，为了让女警察牺牲，不得不让警车离得远一点，尽量再远一点，不，我们不需要考虑现实可能性……但是，观众情绪的投入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这看起来像是真的。现实主义电影，银幕上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但一定要是“可能发生的”。文艺是合法的谎言，电影制造的是幻象，而关键的是，只有合情合理，才能在幻象中让人移情。失去了这一点，电影就很难打动人心，激发观众的感情。现在的反腐扫黑电影借鉴了不少香港早年黑帮警匪片的一些手法和桥段，增强电影的紧张刺激感，满足娱乐的要求。这些借鉴有其合理之处，但导演必须明白，现实主义电影和警匪动作片在制造悬念和刺激感问题上的限制性条件是不同的，后者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宽容得多，观众并不会去较真是否符合情理，而反腐扫黑题材则必须满足“看上去真实”的条件，才能打动人心。

　　从人物命运的塑造上来说，本片也远远不如《人民的名义》和《狂飙》等影视剧。电影中的底层人物纯然只是工具，受利益和威胁的支配，老老实实地负责谋杀、顶罪、举牌，完成黑社会老大交代的任务，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干净利落地为了黑老大而死，完全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生死关头有一点点属于“人”的想法和反应。这对一般的黑帮动作娱乐片来说，也许说不上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反腐题材中，则掩盖了腐败黑暗势力对人民群众的伤害所制造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在立意上，就离《人民的名义》相去甚远。

　　黎志田的人设则类似《狂飙》中的高启强，以一根扁担发家，可能因为电影篇幅的原因，无法像后者一样，拉长时间线全面立体地打造人物形象。然而对黎和郑这两个反面主角，影片又不吝笔墨刻画他们的亲情之爱，但这种反面黑暗人物的所谓爱亲人的亮点，已经是陈词滥调，了无新意，没有使人物形象变得丰满生动。如果说郑副市长的亲情问题跟情节发展有一定关系，必须描写，那么黎志田与女儿浓墨重彩的描写则没有什么意义，挤占了本应用来交代情节的时间。女儿酒店生产与自己的黑社会帝国的崩塌放在一起的情节设置，过于刻意而为，也没有什么感动人的力量。

　　电影在情节上比较吸引人之处在于黑帮老大和郑副市长之间的明争暗斗，甚至相互捅刀子。这印证了《庄子》的名言：“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意思是，以利害关系而结合的朋友，一旦遇到困境和灾祸，就会立刻把对方放弃。相反的，依自然纯情结合的亲人或同志，当遇到灾害痛苦时，关系结合得反而越坚定。两个反面主角的自相残杀，家庭破裂，与苏见明与李惠琳之间的相濡以沫、奋不顾身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对照在其他影视剧中也有表现，但是本片中当作情节自始至终的主线来描写，还是很突出的，算是一个震撼点。

　　反腐扫黑题材的影视剧还会继续拍下去。一方面，反腐永远在路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关心反腐，对腐败和黑社会的愤恨之情，需要得到文艺的表现。但是反腐题材影视作品怎样拍才能真正打动人？怎样引发观众的共情？这是每一个导演都必须想清楚的课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