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彦

　　连日来，电影《河边的错误》成了热搜的常驻客。

　　余华原著、张艺谋曾想改编、朱一龙获得“金鸡”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五年四度入围戛纳的90后新锐导演、平遥影展一举授予“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犯罪悬疑片的外壳……用网络流行语形容，《河边的错误》“buff叠满”。但真正让影片热度冲高并破圈的，是映后一拨拨观众在这个开放式结局、“没有答案”的故事里对“真相”的求索。微博话题“一千个人一亿个哈姆雷特”下，聚集了网友对电影脑洞大开的解读，抖音也有个话题词干脆就叫“整个抖音都在复盘河边的错误”。不夸张地说，片长102分钟，人们在映后掘地三尺寻找答案的时间也许数倍于此。

　　解读式、解谜式观影催生好奇心，好奇心进一步催动消费。该片上映6天来，票房约1.45亿元，超370万人次观众买票一探究竟。无法在电影终结那刻得到答案的观众不解渴，继续求解原著。于是，当当网上，余华写在1987年的中短篇冲上了小说飙升榜、热搜榜前排，还超过所有文学类作品，跃居畅销总榜第三。

　　网上四散着“看不懂”和“看懂了”的争论。作家微微一笑，“观众的视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都非常重要”。当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调用个体经验去解读影片，可能恰恰形成了与电影内容的互喻——确信和混沌间，故事发生了。

　　余华的“陷阱”

　　“《河边的错误》并不好改。”随着电影上映，往事被反复重提。1988年，张艺谋本打算买下小说版权，但和余华探讨了四五天，依然没有眉目，遂接受了作家推荐的另一部小说、彼时尚未出版的《活着》。此后20多年，改编过铁凝小说《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也买过版权，同样没有成片。

　　余华坦言：“说实话，《河边的错误》你读第一遍认为改编起来不是很难，实际那是一个陷阱。”

　　《河边的错误》写于1987年，翌年发表在杂志《钟山》第一期。27岁的余华在这部作品里，对“叙事空缺”、反侦探类型写作、荒诞现实描写等方面展开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故事开头，小镇河边发现了幺四婆婆的头颅，刑警马哲反复到河边寻找真相。然而调查进行中，安静的小镇接连有人死去，诗人、理发师、孩子……警队一直将嫌疑人锁定为“疯子”，但精神病患难以定罪的现实让马哲“不甘”接受这个结果，他“确信”连环谋杀案远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可在寻凶过程中，语无伦次的钱玲、闪烁其词的王宏、“主动”领罪的许亮，甚至连马哲也让读者怀疑，一片混沌里，似乎每个人都有嫌疑，而他们之间也在相互猜疑。直到马哲用一种荒诞又疯癫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疯子，了结了这串离奇死亡事件。

　　看似悬疑刑侦，但作家不但不去回答“谁是凶手”“证据是什么”“动机何在”“犯罪过程怎样”等类型化问题，相反，他刻意隐匿证据、模糊证词，设置众多扑朔迷离的人物、人心，干扰马哲和读者的思维线索。原著中古怪又模糊的人物群像、无解的人性困境挣扎，加之冷暴力的叙事风格，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荒诞世界。

　　小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改编后，电影的第一版英文名叫“only river knows”（只有河流知道），正式公映时改为“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继续流淌），一个单词之差，切中余华的观点：“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没有真相，只有人性；没有结局，只能体会。“我在描写一种生活。”余华说。因此，当读者和观众跟随文本或影片里的追凶过程去求甚解，就像是掉入了一场循环的“陷阱”。

　　命运轮转到魏书钧上场了。2018年6月，这位90后导演收到了片方邀约。“我第一遍看完没太看懂，但能感觉到有种很强的内在力量。”魏书钧形容，读小说的感觉宛如听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歌剧有一个特里斯坦和弦，这个和弦永远不回到主音上，特别像余华这部小说带给他的感受，问题好像解决了，但又悬而未决。

　　改编过程中，魏书钧也跌落“陷阱”很多次，十七八稿剧本，大的方向调整就有四次。要不要做纯类型片，要不要埋下伏笔讲清楚所有非理性的行为底色是什么，他和编剧康春雷在混沌中打转。直到有一天，魏书钧在看自己上一部作品《永安镇故事集》时才恍然大悟，那里面有个片段，导演对编剧说：“这个电影你不要理解，你要感受。”上一个剧本中两个角色的台词意外启发了新的剧本。从导演、编剧放弃刑侦、悬疑的类型，放弃证据链闭环时，才算从改编“陷阱”里爬了上来。

　　电影的“共创”

　　小说写于20世纪80年代，导演把故事移植到了90年代。身为90后的魏书钧，对90年代很多印象仍停留在表面，为此他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在网上看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搜集各种图片，美术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旧家具和旧衣服，搭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场景。2022年末，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颁奖，朱一龙凭《人生大事》赢得最佳男主角奖杯。颁奖礼后，演员从厦门直接前往江西南丰，《河边的错误》开始了。

　　在演员看来，故事里的刑警队长马哲始终像一双眼睛，记录和捕捉所有的事情。为更精准地诠释这个角色，朱一龙提前到取景地南丰体验生活，又从一张余华站在雪地里的旧照找到扮相的灵感。45天的拍摄期，朱一龙为角色先增肥后瘦身，体重浮动范围近50斤。

　　身型变化之外，朱一龙看完了导演发来的20多集纪录片，一帧帧揣摩那个年代警察的工作状况。他还试图回到相应的年代、时空情境中找寻人物。他走进精神病院了解角色心理，每天穿着来自1990年代的旧衣服，“如果每天穿自己的衣服在县城里转，是很难融进去的，所以就想把戏中的服装穿成自己的。”把衣服穿成自己的，有几个兜，或者兜里放什么，一切细节宛如天成，不再需要现场临时设计。

　　道具精准，演员到位，加之全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粗粝感，电影如期呈现出复古的迷离基调。从开场雨戏起，《河边的错误》就把观众带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集体记忆。南方小镇，天气阴郁，楼栋破败，遥远又熟悉的时空里，一桩桩离奇的杀人案，将真相的追寻者步步引入思维迷宫。那里是一个亦真亦幻、如梦如雾、模棱两可的世界。与其说马哲在那里破案，毋宁看成，他触碰了一些难以启齿的真相，在影片制造的梦与幻觉中走到了更残酷的地方。

　　在影评人孙孟晋看来，电影最后交不交代凶手都不重要了，“而是离罪恶的真相这么近，谁都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噩梦。马哲的恍惚是时代给予他的一道冷光折射，朱一龙演得也好，河边的错误就是层层叠叠的遮盖，现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沉默之书”。

　　许多影厅重复上演相似一幕：《河边的错误》放映完毕，观众久久不起身，直到字幕走完、场灯亮起——终究是没有彩蛋给人一个豁然开朗的答案。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经过了作家、主创，现在交到了观众手中，故事在不同人的解读里延续，电影在“共创”中会获得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