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东

　　不久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新生活：我们终将何去何从》，由德国导演克里斯托弗·卢平执导，根据但丁的自传体作品《新生》创作，以诗人对一场精神之爱的回忆和反思为主体，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当面对终将消亡的尘世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爱情？

　　《新生活》剧照 塔苏 摄

　　故事：古典爱情的回忆

　　这是一场神圣、绝对、纯粹的精神恋爱。故事从最难忘记的初见开始。在人间生活部分，诗人与贝雅特丽齐只见过三面。所以这个9岁时的初见，无论情感意义还是数量意义，都显得无比重要。正是这深刻、永恒的第一印象，开启了所有的甜蜜喜悦和漫长的精神煎熬。而双方唯一的交流，就是第二次见面那一声招呼。第二次见面进一步突出了这个爱情故事的精神性价值。第三次见面，贝雅特丽齐拒绝向诗人打招呼，诗人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和痛苦中。然而，世界的黯淡还没有到底，接踵而至的就是贝雅特丽齐死亡。诗人彻底坠入了深渊。

　　爱情能否依靠道德、信仰和精神存活？在这个意义上，心上人的死亡是爱情问题的开始。经历了九世轮回，诗人仍不能忘情自己当年的爱恋。当在梦境般的超现实空间终于面对贝雅特丽齐的灵魂时，诗人说，我愿意用这些诗篇，换来尘世中与你半小时的相守。精神性的爱恋终于落地，虽然诗人自己在作品中曾经顽强、痛苦地抗争过这欲念。在现实空间，在爱情中自燃的诗人实现了自我圆满，他为自己的精神之恋找到了诗歌这一出口。然而，即便了解了这样一场爱情，也知道有人为自己写出了《神曲》这一不朽之作，几世轮回之后的老年贝雅特丽齐仍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你不是为了爱我而写诗，你是为了写诗而爱我。

　　显然，这是一个当代人的回答：生活总须有个更落得到实处的出路。尤其剧作结尾，表演者唱到“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尘世终将毁灭，好消息是不是今天，而我愿意你安睡在我身旁”，《新生活：我们终将何去何从》的当代性主题终于彰显。

　　表演：四个但丁，一个心上人

　　本剧植根于布莱希特开创的德国戏剧构作传统，对但丁的《新生》这个已有文本保持历史化距离，结合当下语境，重新阐释、构造文本。但丁的《新生》作为原初文本提供的是故事框架，这个框架其实是被用来回答当代人的新问题：面对疫情这类危及人类生命的灾难性事件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爱情？

　　为保持历史化距离，除了新主题承担的新价值，剧作还采用了有意味和有趣味的表演形式：舞台上四个演员都是故事的主角但丁。不同情绪状态的四个但丁共同讲述一个心上人的故事。除了交替表达，他们彼此之间还进行对话，不时互相提醒和质疑剧中人的处境、情绪。以诗人第三次见到贝雅特丽齐为例，就会看到四个但丁构成的对话功能。这次见面，诗人不但被冷落，仿佛还受到贝雅特丽齐和一群女伴的嘲笑。几近崩溃的诗人躲进自己的房间，要对这一情景进行自我消化和自我解释。此时，一个扮演者歌唱哭泣、痛苦狂躁，另外三个扮演者则聚到一起窃窃私语，七嘴八舌地互相解释、彼此宽慰。四个但丁共同进行记忆复盘。

　　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是有态度的。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他们仿佛是在同这个文本对话和协商。演员们不时在现场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提醒观众他们是在扮演。比如诗人回忆第二次见面打招呼时贝雅特丽齐的情态，他在舞台上重复了几遍，并和其他演员交流：她是这样打招呼的吧？怎么样呈现更好呢？仿佛舞台上进行的不是现场演出，而是后台的排练。再如瘟疫来临，诗人要诅咒死神，这时他几次背对舞台，重复了几次第一句台词，仿佛在寻找表达的支点，然后突然转向观众，开始流畅的表演。

　　这种有态度的表演除了明确而自然的间离效果，也产生了轻松愉快的剧场效应。四个但丁在激情、理智、脆弱、延宕之间游走，既不失深情庄严，又不失游戏的愉快，清晰表达了当下编创者对但丁原文本的历史化态度。而演出过程中，舞台与观众席共同亮了半场的白光，更是让观众保持理智的思考和审视，从而拉开与原文本的历史化距离。

　　舞台：简洁美学与数字9

　　戏剧构作对形式和材料保持极大的开放态度。音乐在剧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情绪、表达观点、调动现场的作用。剧中不但把但丁深情的十四行诗唱出来，还大量嵌入到观众熟悉的英文流行歌曲中。自动弹奏的钢琴也是舞台上的一个亮点。钢琴不但占据舞台显著位置、为角色演唱现场配乐，甚至有一个场景，舞台上的演员竟然和钢琴交流起来，希望钢琴能等自己准备好后再开始弹奏。这样的小处理无疑为以古典爱情悲剧为基本素材的剧作增加了新颖性和轻快感。

　　演出的舞台设计非常简洁，黑白二色对比中，只有极少的道具。空荡荡的黑色舞台中央是9个白色同心圆，象征诗人最终要游历的地狱。演出过程中，有长达15分钟的时间，在明暗不定的灯光和撼人心魄的音乐中，同心圆里一圈圈向外、再一圈圈向内旋转的灯台，与同心圆周边惊鸿一瞥的鬼影、蠕虫等，共同构成了地狱。而与台口钢琴相对，在另一侧摆放的是一架白色梯子，既可以悬挂小小的道具，更是用来象征本剧一个隐而未现的天堂主题。

　　当然，本剧还有一个小小的噱头，就是数字9频繁出现。舞台上的同心圆是9层，可理解为对应着《神曲》里的地狱、炼狱和天堂，因为《神曲》里它们都按照9层设置。而诗人与贝雅特丽齐初见在9岁那年，时隔9年再次相见，见面9小时后被问候，则让数字9更加具有了魔力。事实上，在以十进位的阿拉伯数字计数法中，9是自然数字中最大的。因而，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9都有一个相似的意义，即至高、至大的象征。数字9的反复出现，象征着诗人爱情的至高、至大、至贵。

　　作为一场演出，除了比较精彩的舞台呈现，在依据当下生活对古典文本进行再创作的文化创新与探索上，《新生活：我们终将何去何从》可能为我们本土话剧创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因为它面对古典材料时处理情绪和情境的方式，对当下问题和时代处境的敏锐感知，都显示出了舞台戏剧巨大的可能性。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