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红毯先生》的黑色幽默、荒诞不经、冷峻无情确实并不适合春节，而更适合电影节。撇开各种场外因素不谈，站在其他几部同期上映的影片中间，本片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不管是票房还是口碑都在一定程度上遇冷，也算情理之中。或许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本片非要在春节档挤破脑袋？

　　当然，答案可能也不重要。就像本片所描述的，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理解和彼此沟通的，一个草台班子既然能十分努力地搞砸一部电影，那么一不小心选错了档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本片对导演宁浩而言仍有不一般的意义。“疯狂”系列的创作技巧曾为他带来成功，也让他面对争议。而这一回，宁浩终于把自己所建构的电影类型扎扎实实地置于中国当代电影和当代现实的语境中，在风格上实现了一种由疯癫喜剧向严肃悲喜剧的转型。同时，作为一面另类的镜子，我们也能通过《红毯先生》更深刻地读懂春节档各大电影的成败得失。

　　戏仿与荒诞的现实意义

　　宁浩电影的类型并非一目了然，可以说是有着混合与杂糅倾向的当代电影产物，因为他所模仿和借鉴的类型对象本身便具有面目模糊的不确定性——不管是好莱坞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犯罪片、黑帮片，还是以昆汀·塔伦蒂诺、科恩兄弟等人为代表的当代黑色喜剧，都不足以概括和描述宁浩的作品风格。

　　因此，宁浩和他的“疯狂”系列常常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但问题在于，电影的类型是现实经验在人们心中的投射，绝非无中生有的独创。如果说大萧条时代下“美国梦”的幻灭成就了曾经的犯罪片、黑帮片，而当代美国社会的意义分裂、价值虚无对应着黑色喜剧的荒诞感，那么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又该如何与它们相提并论？

　　正因为宁浩提供给大多数中国观众的是相对陌生的类型体验，所以一种针对其作品的质疑之声始终挥之不去——除了商业性和娱乐性外，宁浩能不能为自己的创作注入真正的“本土化”？要知道，不管是戏仿还是拼贴，都不是他的首创。此前的张建亚、黄建新等导演都曾做过此类尝试，最终都因水土不服而显得曲高和寡。

　　但这一回，宁浩极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本土经验。当影片中刘伟驰（刘德华饰）的公关团队和他商量如何应对舆论危机时，小猪跃上桌面造成秩序崩坏的混乱场景无疑是本片的灵魂——当代社会中的太多人习惯于从自我的视角看待问题，直接结果就是无止境的冲突与撕裂。

　　刘伟驰不能理解导演的意图——前者从情感的角度看待电影，后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拍摄电影；刘伟驰不能理解杀猪农户的心理——前者习惯了“逢场作戏”，后者则相信民间的江湖义气；刘伟驰也不能理解网友的批评——前者认为认真拍戏没有错，但后者只看得到他对动物的“伤害”……

　　宁浩之前作品中的小人物之间也有冲突和误会，但毕竟共处一个平等的现实平台。然而在《红毯先生》中，我们看到的是各阶层、各群体之间难以弥合的社会性分裂和疏离。正如片中导演对刘伟驰所说的——这部电影的关键词应该是“沟通”。

　　有意思的是，不少网友给本片打低分的理由是：财富、地位、名声样样不缺的刘伟驰竟然还会感慨“怀才不遇”，映射出的是导演的“自恋”与“枯竭”。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戏内戏外的奇妙互文或许再次印证了宁浩的观察——换位思考和将心比心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稀缺物。

　　宁浩的冷静与纠结

　　中国电影从不缺乏小人物的故事。传统的底层叙事总是让小人物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他们尽管受尽欺凌但永远心地善良，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转变命运。虽然他们的尝试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却总能获得广大观众的同情与喜爱。

　　而宁浩为中国喜剧电影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一方面，他的作品同样在讲述小人物如何努力生存，维护自身尊严的故事；另一方面，他也吸收了好莱坞黑色喜剧的特点，用电影人物的自私怯懦、自作聪明和机关算尽映射现实世界的荒唐可笑，以及当代人的焦躁欲望和仓皇无助。

　　简单地说，宁浩用荒诞和闹剧的手法展现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他并不认同那些刻板印象，更不相信那些关于“成功”与“奋斗”的童话。因此，《红毯先生》里的刘伟驰越是努力、投入，他距离自己的理想也必然越来越远。

　　比如，拍摄过程中导演假戏真做暴打投资人，而一旁刘伟驰无助的表情倒是很“入戏”。如果按照一般的套路，完全可以让这个大明星因祸得福，荒诞地得一次奖，实现夙愿，把喜剧效果拉满。但宁浩偏不，坚决拒绝所谓的“戏剧高潮”和峰回路转，反而让电影情绪一路走低。

　　整部电影的冷峻气质来自宁浩的冷静思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在与公众的预期“较劲”。没有了峰回路转的情绪释放，也没有了精确计算的情绪拿捏，广大观众一直在意外与郁闷的感受中徘徊，自然不可能有太愉快的观影体验。

　　《红毯先生》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猪”，很明显是在呼应奉俊昊的《玉子》、库斯图里卡的《黑猫白猫》，想要表达的是狂欢精神与自嘲意味——只不过与其相比，宁浩的讽刺和挖掘又不够深入。就拿电影的结尾来说，刘伟驰似乎有了反省的意识，但事实上一切照旧。他的道歉视频终究没有发出去，也没向离婚的妻子承认错误，只是踉踉跄跄踏上了此前颇为抗拒的平衡车——纠结过后，只能退回内心，求一个平衡。

　　就此而言，宁浩和魏书钧一样，都致力于解构世界的表象，但给不出解决方案，始终陷在某种悲观和焦虑的情绪之中。当然，世间太多问题本就无解，电影也无能为力。

　　《红毯先生》与春节档

　　究其本质，《红毯先生》仍是一部关于如何“拍电影”的电影。片中的影星刘伟驰和导演林浩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其实是一致的——前者希望用“父爱”的情感感动观众，而后者希望用“沟通”的主题打动电影节评委。正因此，两人越是在拍摄过程中用力，也就会距离真正的艺术创作越远。

　　类比春节档，刘伟驰的想法对应的正是《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励志”“奋斗”为主题；而林浩的想法对应的正是《第二十条》，希望用社会性的话题引发全民关注。

　　这些作品的问题也是一致的——要么用“爱自己”“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之类的热搜话题迎合观众口味，要么在法律争议已取得社会共识后再“安全”地介入。总之，都透露出十分精心的“算计”，比起拍电影，更像是在组装产品。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红毯先生》视作对它们的“讽刺”。一方面，刘伟驰坚持不用替身、亲自骑马的行为，正如贾玲一年内减肥100斤的壮举，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另一方面，对投资人很不感冒的林浩最终还是离不开他们的支持，既然如此，利用热点话题获取流量似乎也不难理解。事实是，和其他电影骄人的票房成绩相比，《红毯先生》才是春节档里更落寞的存在，尽管谁都不能否认它的艺术追求。

　　因此，宁浩通过本片表达的或许并不是魏书钧式的愤懑和不平，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困惑——电影到底该怎么拍？刘伟驰错了吗？林浩又错了吗？目前来看，他也没有答案。《红毯先生》里的商人说“电影就是nothing(无关紧要)”，不如直接变成卖产品的广告。宁浩对此当然不能苟同。可是，他也同样需要“资方”带来的资源和人脉，需要电影节奖项带来的荣誉加持，需要“红毯先生”带来的明星光环。

　　不少观众反映“看不懂”《红毯先生》。其实，这不只是文本晦涩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宁浩本人正处于焦虑与迷茫中。这也不仅是这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在商业盈利与艺术追求、市场营销与深刻思考之间取得平衡？刘伟驰顺利地踩上了平衡车，而宁浩们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