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张嘉 供图/SIFF

　　近年来，国内外纪录片都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由此引发的各种争议也不绝于耳：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创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对纪录片的加持还是弱化？科技进步如何影响纪录片的创作？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本届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比尔·尼科尔斯，今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塔拉尔·德尔基，以及去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阿塔纳斯·乔治夫一起出席了尼科尔斯的大师班，分享了他们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感悟与见解。

　　比尔·尼科尔斯

　　纪录片的核心是“提供知识”

　　美国学者、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学荣誉教授比尔·尼科尔斯是当今学界享有盛誉的纪录片理论家之一，他编辑的《电影与方法》帮助建立了电影研究的学科规范；《现实的再现》开创了当代纪录片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纪录片研究工作才得以快速和大规模地展开。他的电影普及著作《引人入胜的电影》是第一本将电影的形式特点作为社会表现媒介的电影研究著作。而对于所有纪录片创作者、研究者而言，尼科尔斯的《纪录片导论》更是不容错过的作品。

　　人们为什么越来越爱看纪录片？尼科尔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提升个人智慧，而看纪录片就是方式之一。“事实并不是纪录片的核心，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提供‘知识’才是我们的核心，无论是具象事物的知识，还是非实体、非具象的知识，抑或是经验性的知识，这些都是纪录片的核心所在。”

　　尼科尔斯进一步解释说，他所谓的“知识”远不止字面意思这么简单，尤其是“经验性的知识”。它涉及到感受、情感和思想等多个方面，“这是我们从自己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理解到的知识，它能够影响我们人类，这就是我们讲故事所提供的知识。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与纪录片如何触动和影响我们相比，它是次要的。”

　　尼科尔斯表示，现在很多纪录片通常以故事的形式讲起，有开头、中间、结尾，最后有结论，会去给观众创造一个完整的体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尼科尔斯列举了目前六种被广泛使用的纪录片开场方式：问题探讨、行动呼唤、情形审视、媒体呈现、情绪唤醒和表达讽刺。他表示，“这些不同的开场，从特定的角度将我们带入纪录片的世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思考世界，可能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以某种方式来进行行动。”例如问题探讨、情形审视类的纪录片开场，都在强调某种“具象的经验的知识感”。比如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危险的小动物，一位在荒蛮土地上孤独行走的女性，这些极具冲击感的画面，“目的都不是分享信息，而是创造一种‘知识’、一种感觉。可以让我们强烈地参与进来，表达讽刺的开场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所见所闻，并怀疑它是否是表面上的这个样子。”

　　《蜂蜜之地》剧照

　　纪录片讲故事，是为了促成人们的理解

　　比尔·尼科尔斯认为，纪录片要像虚构类的剧情电影一样，会讲故事，人们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讲故事，已经是纪录片力量的重要部分。讲述故事一直是我们创建意义的方式，但不是仅仅去做解释，而是促成人们的理解。”

　　一部纪录片能否创造“理解”，或者创造出怎样的“理解”，考验的是观众和作品能否实现双向奔赴。从观众的角度而言，对一部优秀纪录片的理解，情感和理性都不能或缺。尼科尔斯强调，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录片的理解方式，“这个理解已经超越了我们平常所说的信息、意义，它是基于体验的。我们对纪录片主观的参与，使我们能够通过片中一个代表生活的隐喻，把握生活本身的形状和感觉。”

　　他以纪录片《蜂蜜之地》举例，《蜂蜜之地》讲述了北马其顿山区的女养蜂人哈蒂兹·穆拉托娃因为游牧民族侯赛因·萨姆一家的到来，使得她平静的生活开始被打破的故事。尼科尔斯说：“看到片中一个女性在一个荒蛮的土地上行走，你会想这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花一些时间去理解，理解这些故事和体验。所以纪录片开端，就会邀请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纪录片的制作人努力向我们表现镜头中的世界，那里居民的价值观，那里生活的过去和未来。而我们作为观众则是开启了一段旅程，我们的目的地是未知的，但我们被其吸引，愿意充分享受这段旅程，愿意理解片中的故事。”

　　阿塔纳斯·乔治夫

　　纪录片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但必须客观真实

　　由于纪录片更加追求故事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

　　观众可以“主观”，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则必须自律。事实上，从纪录片诞生之日起，一部纪录片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作者们“主观创作”，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论题。

　　在纪录片出现早期，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纪录片必须是对现实诚实、真实的反映，但随着不同类型的纪录片出现，尼科尔斯等研究者们均提出，在客观真实之外，纪录片人能否给出一个特定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不是有助于观众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尼科尔斯认为“纪录片讲述感动和影响我们的故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讲述’同样重要，”他说，从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说，“强调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的表现形式，也是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转变”。

　　尼科尔斯表示，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强调更加主观，更具表现力的表现形式，从说明性和诗意性的纪录片向观察性和对谈式的纪录片转变，纪录片制片人的视角、观点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因此，尼科尔斯认为制片人一定要谨慎地对待你对素材的处理。“你要表达情感，但是你一定要反映人们现实的生活，一定要真实。”

　　在纪录片新的表现形式中，“摆拍重演”“情景再现”“动画演绎”等，都曾引起过争议。尼科尔斯表示，现在的纪录片有很大变化，有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服了我——纪录片也是一种艺术，它需要任何艺术所具备的素质，甚至可以是虚构的，但是这种虚构不能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那种虚构，因为它必须代表着真实，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表达这个真实。”

　　尼科尔斯以真人秀《比弗利娇妻》为例，该节目邀请家庭主妇们来探讨自己的生活，好像是真实生活的体现，但其实是有脚本的，大部分主妇的表现都是经过节目精心策划的，既不是真实的她们自己，也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因此，尼科尔斯认为“这是一种对生活过度夸大的版本，它是娱乐，并不是纪录片”。

　　塔拉尔·德尔基

　　而对于纪录片的虚构和非虚构，今年金爵奖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塔拉尔·德尔基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塔拉尔·德尔基是导演、制片人与编剧，他的纪录片《重返霍姆斯》和《恶魔的育成》分别于2014和2018年荣获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评审团大奖。《恶魔的育成》还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2023年，他执导的新片《大马士革天空下》提名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他担任制片人的影片《好莱坞大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

　　《恶魔的育成》剧照

　　塔拉尔·德尔基表示，有的纪录片会通过制片人的叙述来解释观点，他认为这种解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可以很快地把观众拉进到我们的故事当中，观众需要一种指引，特别是你把他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其实不理解这个环境当中发生了什么。”

　　对于纪录片当中的戏剧性，德尔基认为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纪录片的故事线，涉及到虚构和非虚构，这也是纪录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是由任何编剧写出来的，是由现实当中的人所带来的。”

　　德尔基还表示，纪录片素材并非拍得越多越好，“我们必须要选好角度，基于我和主题的关系，素材要反映出来这个关系，然后再去拍。同时我一定要想清楚这个故事的结构、方向，从第一幕怎么走到第三幕。” 德尔基的这个观点也得到尼科尔斯的认可，“有时候‘少即是多’。”

　　要考虑观众，努力拍有永恒性的精品

　　虚构的剧情电影常常为了票房，要考虑观众需求，拍纪录片是否也要考虑如何吸引观众的问题呢？

　　塔拉尔·德尔基认为，拍纪录片应该很纯粹，“你只是为了想拍这部片子。有一些影片，比如说和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对世界有影响的作品，过了两年、三年，人们还是想去看，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纪录片中讲述的某个故事，你很难说哪一个时刻最吸引观众。在《恶魔的育成》当中，观众都能够感受到父爱、母爱，这是人们比较能够共情的，他们能找到和这部影片的一些连接。在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他们不是很快就忘掉影片，而是还会继续思考这部影片，我认为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阿塔纳斯·乔治夫是去年金爵奖纪录片评委，他以剪辑师身份进入电影行业，2019年其担任制片与剪辑的纪录片《蜂蜜之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70多个奖项，也是奥斯卡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被同时提名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国际影片的电影。

　　他认为吸引观众当然重要，这也是记者和纪录片电影人的一大区别，“作为纪录片的制片人，我想首先要注入情感。我经常和我合作的导演会有一些争论，这个影片到底是做给谁看的，导演总是希望能够取悦每一个人，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影片不应该是取悦每一个人的，我们一定要有侧重的人群，如果做到了这点，这个影片就会更好。因为我们没办法指望满足所有人，一定要有所侧重。”

　　阿塔纳斯·乔治夫也希望能做出精品，“甚至一百年之后，人们都要想去看，所以说我们要做永恒的精品。当然如何做到这点，挑战很大，但至少我们要尝试去做，一定要以很高的水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让我们所针对的每一个人有共鸣。”

　　比尔·尼科尔斯认为很难去说什么作品会是永恒的，但是它一定是和历史、质量相关的，还有观众的感知，“它是非常神秘的东西，但是它非常美妙，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生命就是充满未知的。”

　　塔拉尔·德尔基也认为很难预测什么作品是永恒的，所以，电影人一定要有愿景、有信念，拍好的作品，“我们看到很多观众现在越来越喜欢非虚构故事，因为通过纪录片，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一种冒险，它会让你的人生与众不同。”

　　纪录片拍摄者要重视伦理、道德问题

　　纪录片拍摄者常面临伦理问题，比如拍摄中是否可以干预？尼科尔斯认为需要考虑的是，如果这个摄像机不在那里，我们只是在观察，是否这一切还会发生呢？“如果拍摄过程中，电影人做出了某种干预，那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现实。如果你与纪录片中的人物互动，而并不只是安安静静地观察他们，可能故事走向就会是另外一种。所以你需要考虑如何做，这取决于怎么样做比较符合伦理。”

　　阿塔纳斯·乔治夫坦承这是他一直在挣扎的问题，“现在还会挣扎。我并不是愿意去进行干预的导演，我更希望自己待在摄像机后面。”乔治夫说自己经常在拍摄时觉得两难，处理起来不容易，以至于他甚至希望将来不再拍摄关于人的纪录片，而是拍动物类的自然纪录片。

　　塔拉尔·德尔基也表示，对于纪录片工作人员来说，道德、伦理是非常需要重视的话题，“你向国家和社会的观众去展示这些话题，需要担负比较大的责任，如何通过纪录片进行正确的重现，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AI只会改变讲故事的方法，而不会改变其意义

　　AI技术势不可挡，那么AI将对纪录片有哪些影响呢？

　　尼科尔斯表示，自己对于未来发展的趋势是非常好奇的，对于AI,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科学技术并没有好坏之分，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去评估它，去赋予它价值，AI如果用不对的话，会带来很高的危害威胁，但是它也能带来一些新的潜力，所以我现在期待着看到它未来走向何方。”

　　就电影创作而言，尼科尔斯认为，技术革新只是意味着人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表达观点、讲述故事，比如，最早人们用石头在山洞里画画，后来有了文字、有了影像，现在又有了AI。“也许20年之后没有人会使用数字摄影机了，但不管怎样，讲述故事这种需求肯定仍是人性的一部分，所有国家、所有文化都需要这种故事的讲述。这涉及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即便现在有了AI，我们讲故事的方法可能会有改变，但是讲故事的意义本身并不会改变，这是永恒的。”

　　阿塔纳斯·乔治夫认为，从AI的发展来说，观众可以自己去创建内容，他们会想象一些故事，然后花几个小时就能做成电影。“因此AI对纪录片来说也是机遇，我觉得这对于剧情类影片的电影人来说会带来很大的威胁，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会被机器人替代掉，但是对于纪录片行业来说，我们是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和真实的事件打交道，所以机器人并不会替代掉这些人和事件。讲真人真事的过程永远不会停下来。”

　　塔拉尔·德尔基则没有这么乐观，他不认为AI发展是机遇，“可能AI会抢我们的工作，会让我们失业，也就是说，AI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担忧和恐惧。这也要求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做出好的电影，能够让我们自己喜欢，对世界有好处。而且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去用好AI，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加以使用，改善我们电影的质量。”

　　技术影响再大，内容仍旧“为王”，尼科尔斯表示，纪录片发展至今，受社会、时代、科技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在最为难得的是“新意”。“其实每一部纪录片呈现的都是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电影。每一部纪录片都来自于鼓舞人心的想法，我想看电影本身是否有新意，我希望用开放的心态在这些电影中找到新的内容、新鲜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