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归乡中获取力量与超越

　　作者：张冲

　　《最后的心事》是青年女导演龚洵编剧与导演的电影，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SHOW TIME“永不落幕”推荐影片，并将于9月14日在国内院线上映。电影讲述的是久居江南城市的父亲陈德勋在70岁生日，距离他儿子生二胎还有一个月时，决定回陕南故乡打一具棺材。此时小女儿恰逢剧本写作工作遭遇瓶颈，于是决定陪父亲回老家。此去归乡之途，是父女二人各自的告别与超越之旅：一方面是父亲同手足们一一惜别，另一方面是女儿向在城市的挫败、无力感告别。当他们再次返城时，父女二人都发生了变化：父亲因棺材做成而心安，女儿从土地中获取宽恕与成长的力量，挥别了对城市的无力感。《最后的心事》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从南到北，呈现了城市化现代性进程与乡村土地安心栖居的全景景观，以简朴的方式再现了当今社会普通人在不断现代化、物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存在及精神状态。

　　从沉沦于世到诗意地栖居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人呼吸于其中的以太。倘若没有以太，他就会沦为一头牲畜，他的所有行动也都蜕化成饲养牲畜。”此“以太”是一种超越人存在的实体抑或可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在电影《最后的心事》中，父女二人在归途中都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经过，但超越了此种生活的物质性，“以太”引领他们超越现实的郁郁寡欢及困惑。父亲要为儿子家的日常生活劳动，女儿要为她所服务的公司劳动，不管怎样，“劳动”成为人的天职，而“此在”也以沉沦的“劳动动物”状态出现。在父女二人这次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归乡中，他们进入了对本真存在的沉思。

　　龚洵导演在谈及《最后的心事》创作时说，她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达出对亲情和人性的关怀，让观众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电影《最后的心事》中，父亲因儿子工作在城市而移居到城里，是较为传统的家庭模式。女儿因父亲家族中的亲戚诸事而产生不满：二叔家之前借钱未还，导致哥哥家错过城里买房的好时机；三叔是病患的状态；姑姑受其儿子牵连，将大哥陈德勋拉到传销的骗局中，女儿因此不能原谅姑姑对父亲的伤害。但不管其弟弟妹妹如何，也不管女儿如何抗拒，父亲陈德勋还是固执地要带上礼物去看望自己的手足，这在小女儿的眼里是不能理解的事。父亲陈德勋不解释，只是去行动。这是这个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导演只是将手足之情或者人和人最宝贵的东西显示出来，让女儿在旁静观——通过观看父亲这一系列的看望，她竟原谅了之前不肯原谅的诸位亲戚，尤其是她怨恨较深的姑姑。她超越了自己，渐渐获得了来自父亲与土地的力量，即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力量，或者说得浪漫一些，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让父亲重新焕发活力，让女儿超越，并能以坚强面对“人生在世十之八九的不如意”——这就是“最后的心事”，亦即此次返乡最重要的核心主旨。

　　现代性与科技下的“无家可归”

　　中国古语讲“落叶归根”，就是一种人对自己出生地的眷恋与不舍，故乡成为灵魂的皈依之处。在现代都市中，虽然生活便利、卫生条件较好，但是植根于大地的人却被连根拔起，“无家可归”。

　　影片《最后的心事》一开始是父亲陈德勋郁郁寡欢，他住在城市儿子家中，帮助儿子家打扫房间、购物、照顾孩子及做饭等，还有一个月，儿子家的老二就要出生了，父亲陈德勋却心事重重，二胎孙子一旦出生，意味着他们老两口将有很长的时间要以儿子的家庭为劳动核心，而失去自我的生活与世界。此时的他犹如一片漂浮在水面的落叶，没有归属感，在虚无、游荡与思乡中，他决定先回故乡。父女归乡使用了从现代到较传统的交通方式：高铁、绿皮火车、船、摩托车与行走，他们从最快的高科技火车到最传统的与大地接触的行走，逐渐回归故乡，触摸大地与安息之木。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今天人的心已无法为永久提供一处栖身之地。如果心是记忆和回忆的器官，那么在数字时代，我们完全没有了心。我们存储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却不再记忆。我们背离了任何形式的永远，发誓断绝那些耗费时间的行动，比如忠诚、责任、许诺、信任和义务，而让暂时、短期与无常主导生命。”（《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虽然人类试图延长赤裸生命以弥补意义的缺失，却忽略了人存在最本质的东西。电影《最后的心事》中，父亲陈德勋不顾小女儿的坚决反对，一路上不停地手提礼物看望他非穷即贫的弟弟妹妹们，他爱护他们，原谅他们带来的精神伤害或者经济物质损失。他看重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却以行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静观中，女儿、观众被感动，体会到最本真的存在——那是需要保持沉默的东西，姑且称之为意义、真实、爱、美、善……

　　家与终极问题

　　小津安二郎在1953年拍摄的《东京物语》是一部走出去看现代性的电影，而龚洵的《最后的心事》是一部归来看“存在栖居”的电影——在与父亲及亲戚的一路相处中，女儿渐渐理解了父亲及人存在的最大意义，不再拘泥于现代性或者都市生活。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第四代导演陆小雅在她的电影《热恋》（1989年）中就问：“人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年轻人于连要离开故乡到城市里去实现他更大的野心和抱负；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乡下人、小镇青年要离开故乡，参与到喧嚣与沸腾的城市现代性建设中。如今，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已进入倦怠的中老年阶段，他们“返乡”的诉求和年轻人要在城里奋斗的勇敢、野心与抱负形成一种对比与呼应。因此《最后的心事》的返乡对《热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遥远的呼应：“离乡”与“返乡”遥相呼应，当年是出走故乡的生命冲动、抱负与理想，如今是最后的心事及最终归处的确定性，后者即人要面对的“出生入死”或“向死而生”的终极问题。《老子》中说“反者道之动”，意即返回到事物的原点是所有道体运动的规律——陈德勋与女儿的返乡亦是强调了这一点。

　　电影《最后的心事》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去观察时代的大趋势及面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老人的选择与需要是什么，因此这也是一部关注人存在状态的艺术电影。电影使用了陕西地方特色的方言，众多陕西学者在观后谈及此片时反应良好。学者杨争光认为：“影片最好的是在表达不易的时候不卖惨，每一个段落都把握准确，电影看起来很朴素，但是有诗意的东西在里面。”张艳茜对片中的台词“日子好混得很呐”很有感触，在描述“回不去的乡村”和“融不进的城市”时写得深刻。学者裴亚莉说：“影片对于生活日常呈现的美学自觉，不是没有训练没有想法的人偶然拍成，这是一部兼具生活经验、情感经验和历史感的电影。”电影《最后的心事》围绕“故乡”“亲情”核心意象建立返乡的叙事模式，描绘了一幅流动的中国社会景观。（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