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婷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在李红的汽车驶过的地方,霞光照拂,群山熠熠。女性主义电影《出走的决心》聚焦女性困境,把以往被忽视、被压抑的女性视角作为叙事重心,从女主角李红找寻自我的抗争中表现女性身上的力量感和生命力。

　　电影《出走的决心》的故事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与现实非常贴切,影片没有任何一处戏剧性的设定,只是讲述了在一个左支右绌的小家庭里,一位想要追求自由的中年女性遇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压力、又如何为自己谋求出路的故事。

　　可以说,李红遭遇的两处结构性压力都是时代带来的。一方面来自旧时代的父权制度对女性主体性的异化,从对自己母亲的行为方式的耳濡目染,到被孙大勇不停压迫而渐渐消磨了反抗意图,李红开始习惯于为他人付出,她会不求回报地为弟弟干活、为孙大勇洗衣做饭、自然而然地照顾外孙。因此,她的出走所遭受的阻力,来源于自己惯常的付出导致的不可替代性,为他人付出得越多,想要出走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社会里,年轻人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女儿晓雪作为一个不愿意被家庭困住的新时代女性,只能迫不得已地把养育子女的责任交到母亲李红手里。跨代养育的家庭责任、“奶奶”“姥姥”这样的新的身份枷锁,是李红遇到的另一个结构性压力。同时,两方面的压力具有双向性,正是母女双方各自力量的奔赴、冲撞、缠绕,才让李红的出走变得越发困难,给她带来反复的折磨与无尽的等待。

　　电影通过塑造李红的丈夫孙大勇和女儿晓雪这两位人物来实现两个层面的结构性压迫,两人的形象都具有典型性,异常贴合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再加上细致打磨的台词和演员生动的表演,形成力透纸背的强烈效果。

　　孙大勇是一个内心虚弱、外表强撑,又充斥着大男子主义观念的中年男人,在他眼中,所谓“明事理”的妻子生来就要服侍家庭、对丈夫言听计从,因此他对李红的所有没来由的指使、打压和责骂,在他看来都是正常的。影片反复出现的敲窗户喊“来碟醋”的行为构成一种隐秘的驯化,观众得以窥见他对李红的种种压迫。这为李红的出走提供了最直接、最表层的动力,这条线索也构成了一种显性压迫。

　　李红与女儿晓雪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母女关系。在母亲失败的婚姻面前,晓雪是母亲的捍卫者,在母亲追寻自由的愿望面前,晓雪是母亲的支持者,同时,晓雪又对母亲造成隐性的压迫。在李红两次想要离家时,都是被女儿的事所耽误。第一次是晓雪怀孕待产,需要母亲陪护。第二次是女儿因哺乳期频繁请假被公司末位淘汰后,终于又找了一份工作,但转正之前不能经常请假,所以需要母亲帮忙照看孩子。

　　晓雪在失业之前,非常支持母亲追求自我,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恳求母亲帮忙,但找到新工作之后,晓雪变成了李红出走的阻拦者。晓雪在关键时刻的转变让李红出走的困境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工具性设定,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女儿的自私,而是涉及电影更深层次的表达。丢掉工作期间,晓雪深感被母职所困囿的无力与刺痛,她经受了脱离社会的恐惧与压力,也害怕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后自我价值被剥夺,因此她意识到了工作对于女性而言独特的重要性,这是她免于被困住、被抛弃的方式。影片表现了新时代女性在时代洪流中作出的觉醒抗争,她们一边反抗着家庭对于女性的压迫,一边又加速奔跑,以免再次跌入其中。但影片中晓雪从恳求母亲的帮助变成直截了当的阻拦,这种转变的表现方式有些生硬,如果能延续之前塑造出的女儿的形象,以更委婉的态度,轻声细语地恳求母亲留下来,会有更好的效果。

　　对李红出走路上所遇到的阻力的深层剖析,是影片完成得很好的部分,但影片把叙事重心过度集中在出走前李红经受的苦难与压迫上,对李红出走的“心力”的挖掘稍有欠缺。试想,李红作为一个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妇女,半辈子与家庭琐事和零工生活打交道,她是如何觉醒的?她的内心从压抑自我到悦纳自我的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她是怎样下定“出走的决心”的?影片并没有给出一个丰富的答案,而这种蜕变的过程恰恰是更能够打动人的地方。

　　电影用李红最直接的行动来表达一位女性出走的决心,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写道:“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李红明白物质支撑对于实现自我而言是第一位的,下定出走的决心就不能没有金钱的保障。学车、买车、打工、卖货都作为抗争的手段成为李红的信念支撑,没有这些就没有斩断过去、追求新生的力量。决定出走以后,注定也会困难重重,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所言“总不会所有路都封了吧?山路、野路,总会有路”,但如果不出发,就永远找不到路。

　　在“云游四海”“天地任我行”的自驾游之后,李红或许还会回到从前的家里,但李红觉醒后的出走和追寻新的主体身份的过程,总会让她和她的处境与从前有所不同。片中李红的母亲、李红、女儿晓雪这三代女性都在困境中挣扎着,也会被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所束缚,但可以看见,一代又一代女性都在不断进步,也努力为下一代女性打开更大的局面。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