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在电影《乔妍的心事》的原著小说《大乔小乔》（张悦然著）里，乔妍姓许——因为在15岁那年，办身份证的时候，她改成了姥姥的姓。在这部小说里，许妍和她的姐姐乔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困在户口问题所引发的家庭困境里。她们的父母，将平生因此而来的遭遇，将无法化解的一腔怨恨，分摊在了姐妹俩羸弱的身躯中。“她们的不幸，最终都会成为爸妈伸冤的资本。”我一直记得看小说时，被这个冷静而酷烈的句子击中的瞬间。

赵丽颖饰小乔

　　小说里，许妍和乔琳的父母兜兜转转，一辈子也走不出命运的死循环。有意无意间，他们试图把姐妹俩也按在泥潭里，一同沉沦。耐人寻味的是，妹妹许妍由于其不被承认的身份，反而得以在姥姥家长大。她凭着身上的那股劲（“想从人堆里跳起来，够到更高处的东西”），至少在表面上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成了有名的主持人，而姐姐乔琳却始终无法逃离既定的悲剧命运。两姐妹在不同环境下长大，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路向。她们既清晰地感知到彼此身份地位的差异，却也总是在对方身上看到另一种可能性——乔琳羡慕许妍的自由，许妍因为患病无法生育，也对身怀六甲的乔琳怀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态度。

　　《大乔小乔》在改编成电影之后，有了一个新名字：乔妍的心事——自始至终，乔妍都是乔妍，没有姓过许。整部电影在情节走向和人物轨迹上，都与小说相去甚远。也许，考虑到对伤痛的深度剖析是文字而非影像的专长，所以这一部分在电影里被最大程度地压缩和淡化。姐妹俩复杂暧昧的关系也被简化掉了光谱中的灰色地带，剩下了大体上非黑即白的两极——如此浓重鲜明的色块，也许更适合在影像中凸显。“身份”的合法性成了电影情节线上的矛盾焦点。为此，编导特意把故事发生的场域搬到近年影视剧最喜欢征用的颇具隐喻色彩的地名：云南和缅甸。跨过那道神秘的边境，跟着于亮私奔的乔妍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把“乔妍”的身份留给上不了户口的妹妹——她以为她失去的是有形的枷锁，获得的是无尽的自由。当这个具有唯一性的“身份”在多年以后成为可以要挟大明星乔妍的软肋时，这个故事就被激发出一系列更容易纳入商业逻辑的连锁反应：绑架与逃离，控制与反控制，戏中戏（在戏里演孕妇的乔妍与戏外当真孕妇的姐姐，与当年死于生育的母亲的命运遥相呼应），明星的自由意志与资本裹挟……

　　这是一个不失诚意的、试图四角俱全的改编，你能看得出编导在努力遵循商业片逻辑的前提下如何小心翼翼地堆叠上文艺审美（如今这几乎是挤进院线的惟一生存之道），比如摄影和音乐都比一般的行货具有更大的野心。不过，《乔妍的心事》的结构性问题也一样明显：作为全片情节线的重头戏，绑架案及其反转过程交代得过于含糊，前面的铺垫越是迟疑盘桓，就显得后面的收线越是潦草，连在一起就放大了整体节奏上的失衡。

辛芷蕾饰大乔

　　好在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之路上，电影在不得不失去某些文学性元素的同时，终究保留，甚至放大了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因此，哪怕在后半部分一场接一场动作戏的缝隙间，我依然能在大银幕上辨认出小说的精神内核。我不得不承认，女性之间爱恨交缠、血肉相连的关系，固然在大银幕上被削弱了复杂性，却也表达得更直接，更强烈，更呼应当下的时代需求。

　　小说里原先构成微妙冲撞的姐妹关系，在电影开头就被简化，或者说强化成了打着鲜明影像烙印的悬念——“谁才是真正的乔妍？”我甚至一度担心，这样强烈的冲突只能以陈旧的“你死我活”式宫斗套路收场。但是两个女人之间不时自然流露的互相关切、唇齿相依的细节，一直在缓缓地，悄悄地软化那层看不见的坚硬外壳。厨房里留下的早餐，衣帽间里的拉扯，浴缸里娴熟的擦背动作，交通事故中姐姐默契的挺身而出，都在积蓄情感爆发的势能。当刚刚出生的女孩儿再度落入乔妍公司的经纪人沈皓明手中，眼看着又要像她的母亲和阿姨那样开启被挤压被利用被强制“互害”的人生时，女性的反抗终于突破了忍无可忍的临界点——在那一刻，两个乔妍，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合为一体。弱小如鸽的赵丽颖与壮硕如墙的黄觉在客厅里以命相搏，每一个抵抗的动作都像是在即将破碎的边缘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支棱起来。那股力量来自另一个乔妍，来自在浴缸里啃甘蔗的辛芷蕾。在这一场戏里，赵丽颖在形体上的表现，甚至比她那张美丽的、“经得起特写”的脸更有说服力和信念感。

　　于是，我们渐渐看清，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在并非严丝合缝的悬疑外壳下，包裹着探讨女性普遍处境的企图。在都市丛林生态里，无论是明星乔妍，还是草根乔妍，起初，都是凭着被剥夺和利用的价值才被卷入这场阴谋中的。明星经纪人沈皓明、片方“金主”郁总与缅甸流窜犯的殊途同归或许略有脸谱化，却也在隐喻层面上达成了颇有喜剧色彩的反讽效果。在这个故事里，他们是把她们推向和解与醒悟的外部力量。她们最终意识到绵延了几十年的心结有多么荒谬：究竟是什么，逼迫她们争夺同一个“乔妍”的身份？后来，究竟又是什么，让她们感受到共享同一个“乔妍”所获得的双倍的力量？甚至，当这样的感悟一层层传递到银幕外的观众席上时，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会代入“同一个乔妍”的痛切与释然。这一刻，镜头语言传达的正是小说中那段动人的表白：

　　“许妍说，你要是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当初就不会那么希望了。乔琳说，我还是会那么希望的。我从来都没觉得不该有你，真的，一刹那都没有，我只是经常在心里想，要是我们能合成一个人就好了。她握住了许妍的手。她的手心很烫，仿佛有股热量流出来。”

　　至此，《乔妍的心事》对《大乔小乔》的改编，在商业逻辑与文艺审美之间艰难平衡的狭窄道路上，倒也闪现出一点意外的、颇具隐喻色彩的火花。

　　从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到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理想女性的完整人格似乎都是需要互为镜像的一对拼合而成的。电影里的乔妍与她的姐姐（我甚至记不清电影里到底有没有提过她在缅甸生活时用的是哪个名字），究竟有没有可能像电影的乌托邦结尾所呈现的那样，既保有独立人格，又实现完美的互相救赎——这是个你可以不必深究，但万一不小心想到，便会越想越深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电影能把这样的诗意化结尾索性做得更虚一点，更明确地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更巧妙地留下多重诠释的空间，那么，《乔妍的心事》的深度，或许还会有再递进一层的可能。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