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电影，与他者相遇——评电影《小小的我》

　　高凯

　　《小小的我》是一个满溢温情、质朴深沉且富感染力的故事。电影的核心无疑聚焦于易烊千玺足够可见的表演，展现出脑瘫患者刘春和在命运困境中的坚韧与抗争。在观影过程中，观众透过银幕凝视着易烊千玺所演绎的刘春和，与此同时，刘春和也置身于电影构建的世界里，承受着来自电影中形形色色目光的打量。

　　与此同时，观众的视角不止于对刘春和这一角色的直接观察，更延伸至对刘春和被电影中人目光审视这一情境的再度审视，从而获得一种独特且多层次的观看体验，且形成一条连续的观看链条。

　　这样的观看链对电影意义颇重。

　　其一，它有力地增进了观众的代入与共情。当看到刘春和遭受他人异样目光时，观众不再是局外人，而是仿若身临其境，真切体会到那些目光带来的刺痛。这种深度的共情，让电影成为连接电影人物与观众的情感纽带。

　　其二，观众对电影中各类目光打量刘春和这一情境的再观看，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契机，观众能更深切地站在人物的位置，体会其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以及对尊严与平等的热切渴望，从而去审视社会现象以及自身的观念。

　　经由对彼此的观看，尤其是对他者之痛的观看，开始关注他人的苦难，而非视而不见，便是迈向共情与关心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演绎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诠释这类角色不仅需要精准的肢体语言模拟，更需要深入深刻的情感共鸣。它要求演员全方位沉浸于角色的生活情境，对角色心理的揣摩以及对身体姿态的反复雕琢贯穿于整个表演筹备过程。于是，角色塑造的艰难与演员自我的突破在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身上激烈碰撞。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视觉文化便重焕生机，形体美再度成为大众文化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影明星在其中无疑占据关键位置，他们作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承载者，以其独特的形象魅力，不断书写“视觉神话”。从观众感知出发，明星的脸与身体构成了其视觉形象的基本框架，是引发情感共鸣与认知反应的原始触媒。

　　在《小小的我》里，易烊千玺以其独特的明星魅力与观众达成“共谋”。他借身体表演拓宽边界，以票房号召力吸引观众入场，观影中又以其表演引导观众沉浸，在创作与接受两端显示其关键影响与价值。尤其是易烊千玺的脸，在片中已经成为了情感的汇聚点与释放阀。这一点从影院的现场观影氛围中便能明显感知，尤其是在易烊千玺的脸部特写镜头出现时，整个影厅的情绪氛围会瞬间被调动起来，产生微妙的波动。

　　特写镜头作为电影独特的语言形式，拥有强大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而在这部电影里，易烊千玺的面部特写更是将刘春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全盘托出，摆在观众眼前。电影的故事走向、情感的起起落落，都在他这张脸上展现出来，让观众仿佛亲身经历着角色的一切，不由自主地与角色心灵相通，沉浸在电影打造的世界里。

　　不过，尽管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有不错的收获，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比如，在角色塑造方面，配角的刻画较为薄弱，以周雨彤扮演的雅雅和蒋勤勤饰演的母亲为例，其形象缺乏深度与立体感，未能充分展现出角色的复杂性，也未能充分交代其行动来源。剧情上，雅雅与刘春和的感情线发展显得生硬和突兀，缺乏自然流畅的过渡与合理的铺垫，有损故事的整体逻辑和连贯。从主题表达来看，即便导演多次强调对拍摄的平视视角，部分观众仍感觉电影存在消费特殊群体的嫌疑，认为其虽以该群体为题材，却未能真正深入挖掘群体背后的社会问题与人性挣扎。特别是刘春和的情欲及生理需求相关情节，许多观众认为这部分内容在电影中处理不当，不仅与整体风格和主题契合度欠佳，还扰乱了电影原本的情感节奏和叙事脉络。而易烊千玺在角色诠释上的准确性和深度，也引发了观众的不同看法。这进一步加剧了电影在舆论场中的争议热度，使得电影在获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质疑。

　　诚然，电影存在的问题无法忽视，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内在价值。电影展现的人物于困境中坚守梦想的精神，能给予观众鼓舞与力量，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在题材挖掘上的勇气与初心。尤为重要的是，它饱含着柏格森所提及的“生命之流”。这股“生命之流”在电影中通过角色的塑造而潺潺流淌，刘春和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步前行，都是生命力顽强喷薄的有力证明。这种生命力穿透银幕，他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独立生活、实现价值，这种生命冲动推动着他不断突破困境，向着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的方向发展，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本质中那股不可抑制的、蓬勃的力量在一个微小个体身上的闪耀。

　　在应聘老师讲述《苔》的那场戏中，刘春和站在讲台上，身体虽颤抖扭曲，但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执着。他口中念出“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不仅仅是在讲解一首诗，更是在倾诉自己的心声，系其生命的自我写照。他就如那苔花，虽身处不被阳光眷顾的角落，却依然怀揣着绽放的梦想，渴望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价值。这场戏直接点题，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不屈与韧性，以及人物对平等和尊重的深切渴望。

　　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所描述的“同质化的恐怖”现象，深刻地揭示了当下社会中“他者”的隐匿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逐渐被封闭在自我的狭小空间内，陷入了一种孤立的“自恋”漩涡，自我因缺乏“他者”的凝视与否定性力量而变得空洞虚无，情感世界也因“他者”作为情感源泉的缺失，致使表达与体验变得苍白无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浮于表面，难以真正抵达彼此的内心，更遑论对他人的同情与理解。而个体关系在这种情境下，沦为了自我展示与欲望满足的平台，社会关系愈发疏离，人们在孤独与焦虑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总体看来，《小小的我》并没有陷入“自恋”式的创作，而是引导观众经由对他者（以及对他者的痛苦）的观看，真诚地去共情、去爱。电影通过生活流式叙事，展现日常细节，没有简单定义特定群体，而是尽可能展现人物丰富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体现对个体的尊重。刘春和身患脑瘫而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这是他个人的“他者之痛”。在社会中，他或许最初只是一个被异样目光审视的对象，往往容易被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他者。然而，电影并没有让刘春和的痛苦成为孤立的存在，而是通过他与外婆以及身边人的互动，展现了痛苦向团结转化的过程。

　　如今，我们亟需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小小的我》就从电影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与机遇。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广播电视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