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馗

　　清明，万物初生的一段明媚时光。经历了冬天蛰伏和春耕劳作后，人们乐享草长莺飞的自然之趣。中国戏曲中有不少作品，用诗一般的语言和唱腔，回应着清明节带给人们的这种舒适愉悦。

　　南北方众多曲种都有的歌舞小戏《小放牛》，叙述的是牧童和村姑共赏春光，互相逗趣而心生爱慕的生活片段。戏中的两个青春男女，一问一答，你唱我和，一派浪漫天真的气息。就像京剧里唱的：“三月艳阳天，放牛到村边。野花红又艳，山草青又鲜，黄莺儿枝头叫，白鹅戏水间。今日风光好，山歌唱连天”，天人相谐、万物共生，人事物态都极其干净纯粹。世间的一切都按着自己的生命律动，张扬着无拘无束的生命意志。

　　京剧《小放牛》演出剧照。北京京剧院供图

　　戏中牧童与村姑的载歌载舞，将众多民间知识掺杂其中，并用通俗易懂的唱词，将唐代诗人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一诗，做了形象化的演绎。“牧童开言道，姑娘你是听：用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过了这高坡，有几户人家，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村姑你过来，你要买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嗨”，一段唱词妙趣横生。舞台表达不再是文人诗歌中细雨纷纷、神情凄迷的惆怅，在人物手指目顾、你来我往之间，体现出“清明”贴合自然、顺应自然、张扬自然的节日之义。

　　元人康进之创作的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也将背景置放在清明时节梁山例行三日假期。李逵正准备踏青赏玩、买酒饱醉。清明时山水花树特有的温润舒爽之感，正暗合了梁山带给李逵的心理感受。因此，面对桃树上黄莺啖食花瓣的天然景象，他竟然“绰起这桃花瓣儿”，细细打量，在自己“黑指头”之上，不但看到了“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而且为逝水飘花生起惋惜之情来。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透露出如此细腻甚至女性化的情思，以极大的艺术反差，为李逵这个形象填充进活泼的人性和纯粹的情感，也为剧中李逵被误导的主体情节，做了喜剧化的气质铺垫。

　　清明节从自然节气转变成民俗节日，与寒食节、上巳节都产生了文化关联。特别是晋文公重耳火烧绵山的传说故事，不但延续了上古时期禁火、改火等制度带给后世的集体文化记忆，而且让介子推这个人物承载起后世儒家“忠孝”伦理观念，让扫墓、祭祖、插柳等仪式活动有了更加稳定的形象依托。从元代杂剧名作《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到近代依然流传的《焚绵山》等剧目，可见其绵延传承。

　　元代以来，戏曲屡屡将清明节祭祖、上坟等民俗活动，作为塑造人物、推进剧情的重要桥段。在元杂剧《墙头马上》中，正是因清明时节裴少俊替代父亲去上坟祭祖，才有了裴尚书在后花园发现裴少俊和李千金的隐婚事实。南戏《杀狗记》第二十二出《孙荣奠墓》中，也是在清明时节，孙荣与哥哥已是贫富悬殊，在双亲坟前哭诉遭遇。在众多剧种演绎的《打侄上坟》中，陈大官因挥霍家财，落得乞讨为生，清明祭祀父母之时，极尽忏悔。在源出南戏故事的京剧《小上坟》中，萧素贞清明哭坟，痛诉自己独立支撑生活的不易，由此与回乡祭祖的刘禄景夫妻重逢。不少民间小戏同样借着清明祭祀亲人的背景，来表达孤独无助的悲苦情绪。

　　这些作品通过清明祭扫的民俗活动，将中国慎终追远的家族观念赋予其中，剧中人物不论身世贵贱，不论境遇落魄还是腾达，都展示着不忘祖宗、勿失亲情的伦理观、道德观，这种价值立场让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丰富的人性表达。春光烂漫的“清明”，也就有了浓淡深浅各异的感伤色彩。明代剧作家孟称舜创作的杂剧《桃花人面》，以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为蓝本，用前后两年清明发生的故事，细腻地展示“春水无边，隔无端春梦远”的怅惘。这种细腻委婉的情感心理和人物故事，在陕西碗碗腔《金琬钗》中得到了更加复杂的渲染，其中的折子戏《桃园借水》至今脍炙人口。

　　中国人共有的情感，让清明节有了极大的包容性，也让一个节日折射出丰富的人性光彩和生活内容。这是我们葆有这个节日，延续这样的戏曲，最充分的理由。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