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珅

　　4年前，我去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一间不大的屋子墙上展示了一页泛黄的纸，是曾国藩为《船山遗书》作的序，其中讲儒家文化传承时提到5个人：孔子、孟子、戴圣、张载、王船山。

　　王船山即王夫之，生于1619年，逝于1692年，因晚年隐居石船山，被后人敬称为“船山先生”。不只是曾国藩，比他早的陶澍、魏源，跟他同期的郭嵩焘、左宗棠，比他晚的谭嗣同、黄兴、杨昌济，都对船山先生颇为推崇。

　　一年前，我们团队有机会以船山先生为题材拍摄纪录片。因为此前拍摄纪录片《中国》时讲述过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中国历史上伟大思想家的人生，所以在面对《船山先生》之初，我并没有觉得会有困难。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一次面对的不是一座高山，而是万仞绝壁。

　　一部以思想家为主题的纪录片需要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这位思想家的人生历程。但船山先生前半生在动荡和挫败中坚守，17年的隐居生活平静如水，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要讲好这样的人生很难。其次，不同于其他类型传记片，仅仅讲述人生故事对于思想家来说是不够的，观众希望了解他的思想本身。然而船山先生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等的古文著述有千万字，要把这些用纪录片的方式做一次梳理几乎不可能。

　　怎么办？我想到了在曾国藩故居与船山先生的相遇。我意识到，他的人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他的生命，另一部分是他思想的延续。前者聚焦他生活的时代，后者指向他死后的世界。船山先生的故事最具张力的地方，就在于他生前的寂寥与身后的盛名。他的人生、际遇、所处的时代，是他思想之河的起源；他身后所影响的那些人，是他思想之河流经的地方。于是，这成为纪录片切入的两条线。一条线，去追溯他这些思想因何而来；另一条线，沿着河岸，跟随流水的声响，去看他的思想之河都流经了哪些人、哪些地方。

　　船山先生的生平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两个词来概括。以他20多岁时明朝的覆灭为界线，此前他的人生主题是“科举”，之后变成了“抗争”——衡山起兵反清和投奔南明政权，是激烈而外化的政治抗争；人生下半程流亡湘南和隐居石船山下专心学术，是内在的思想和文化上的抗争。抗争的背后，则是他的坚守。哪怕后来南明败了，他也依然不曾妥协。这是他个人故事里最动人的地方。

　　船山先生提出过一个哲学观点：道器相依、道不离器。如果说船山先生的思想是“道”，那他这个人便是“器”。读懂了船山先生的人生，也就理解了他思想的来处。在这之后，我们来到船山先生思想之河的下游，借由他的追随者和推崇者，从第三方的视角，来切入船山先生的思想遗产及其体现的时代价值。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很多湖湘后人都把船山先生视为精神导师，却做出了不一样的行动。比如曾国藩和郭嵩焘试图用船山先生的史学和礼学，来重塑晚清的政治秩序和名教系统；而谭嗣同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者则以船山先生强烈的民族观为旗帜，致力推翻清王朝。这并不矛盾，恰恰反映了船山先生思想的浩瀚。而不管哪一派，他们都遵奉着同一个目的——经世致用，这是船山思想赋予他们的共同印记。

　　四集纪录片《船山先生》是我们向先贤的致敬，向思想者的致敬，更是向中国历史的一次致敬。希望观众观看后，以自己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位大家。

　　（作者为纪录片《船山先生》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