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曹玲娟

　　最近，根据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百合花》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由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邀请茹志鹃女儿、作家王安忆执笔改编。从笔尖到足尖，这朵纯洁的百合花，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如初。记者对话王安忆、辛丽丽，讲述《百合花》台前幕后的故事。

　　图为芭蕾舞剧《百合花》剧照。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记者：小说《百合花》全文5000多字，是如何想到改编成芭蕾舞剧的？

　　王安忆：它是一部短篇小说，写了解放战争期间一个动人的故事。上海芭蕾舞团能把它选作芭蕾舞剧，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么久的一个作品，大家还记得它。当年创作《百合花》时，我母亲才30岁出头，这是一次青春写作。今天演绎这段故事的主创团队也是如此年轻，这是一种特别的对话。

　　辛丽丽：2022年冬天，我第一次向王安忆提出将《百合花》改编成芭蕾舞剧，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不仅提供小说版权，还执笔改编，用了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剧本，并全程参与创作。感谢她用作家独特的笔触，把小说中那份纯净、清新的青春故事，搬上芭蕾舞台。

　　王安忆：《百合花》的故事搬上芭蕾舞台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小说叙事淡淡的，线索也简单，以芭蕾舞剧的形式呈现，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将其具象化。

　　辛丽丽：把《百合花》的文字变成舞剧，最难的在于没有戏剧冲突，但故事里的情感立得住。总编导王舸一头扎进对原著的研读中，不断与王安忆沟通，寻找适合舞蹈语言特点和舞台呈现方式的创作突破口，质朴又腼腆的通讯员、羞涩但心怀大爱的新媳妇等形象渐渐立体起来。

　　王安忆：我第一次写舞剧的脚本。舞剧需要编导用大量的舞蹈语汇来充实，最有决定权、最辛苦的是编导，应该让编导自由地去创作。比如，怎么在舞台上“借被子”？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戏剧点，太日常、写实了，编导要非常有“招儿”，才能处理得生动。

　　记者：《百合花》里最家喻户晓的内容，确实是“借被子”。通讯员、新媳妇、文工团女战士三个人物，因为这件事而产生了交集。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怎样在芭蕾的舞台上表现这个情节？

　　辛丽丽：《百合花》排了三年，光“借被子”这场戏，就磨了八个月，数不清排了多少版。最开始排练，拿的就是我睡办公室时用的被子。当然最终在舞台上呈现得很巧妙，“借被子”这件日常小事成为全剧的亮点之一。一床普通的被子在舞台上被演绎得活泼有趣，让观众体会硝烟弥漫岁月中绽放的温情与美好。

　　王安忆：《百合花》聚焦了几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且，这次创作的定位很好，它是红色题材，也是一个青春剧，这一点特别好。青春总是最动人的。

　　辛丽丽：从主演到群舞，《百合花》演员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在排练中不断磨炼自己、突破自己，让那个年代的记忆、故事里的人物，都鲜活了起来。我就感慨——我们的芭蕾舞演员会表演了。戚冰雪、许靖昆、郭文槿将三人从初次相遇到建立深厚情谊、如百合花般美好的情感娓娓道来。

　　王安忆：我最喜欢这三个孩子。三个年轻人的舞段，展现了美好的感情。《百合花》其实是个很单纯的故事，我母亲表达得也很质朴，而舞剧纯真欢快的风格与小说相当契合。读小说时，三个主要人物在我脑子里的形象是很模糊的，但上海芭蕾舞团的三个年轻人出现在我面前，我当即觉得——这些人物就该是这个样子。

　　记者：两位老师也是多年老友，此次跨界携手合作，默契和信任度也是很高的。

　　辛丽丽：我17岁就认识她了，此次创排《百合花》，第一个想到的编剧就是她。安忆老师很开通的，主动表示没有什么不可以改，有点爱情也可以。那就好办了，有爱情就可以跳双人舞了。所以剧中那一段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双人舞蹈，其实是在她的支持下创作出来的，是非常精彩的一段。

　　王安忆：我很清楚他们这三年是怎样度过的、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数次采风、刻苦排练、反复修改。我搜索母亲的文字，其中有未曾完稿的电影剧本，文中有不少创作谈，其中有句话给我启发：“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掉了，小东西却剩下了。遥望中，真像一场舞蹈。”我看到排练厅里的他们和时间赛跑，克服地心引力，纵情飞跃。就这样，小说里的人和事，朝我走了过来。

　　辛丽丽：我们希望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更是那个年代普通人之间朴素、动人的情感。感谢所有主创给予作品的情感，他们真挚、可爱、忠诚，又充满深情，让硝烟里的青春与信仰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王安忆：小说中，三个孩子的精神世界很简单，现在的孩子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复杂世界，要找一些不变的东西才能应对，我希望《百合花》能够提供一些不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