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罕琚

　　2025年8月9日是苏联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逝世整整50周年纪念日，2026年将迎来其诞辰120周年。

　　今明两年，部分肖氏经典作品或已在京上演或在筹划安排中。今年上半年，北京交响乐团演绎了被称为“战争交响曲”的第七、第八交响曲；中国交响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则不约而同地献上了《第五交响曲》；与作曲家渊源深厚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更将第六、第七交响曲纳入巡演，带到北京舞台；此外，几部经典的肖氏协奏曲也在此期间频繁上演。即将开始的下个乐季，据目前公开信息显示，中国交响乐团还将呈现包括第一、第七、第十一交响曲在内的重要作品，以及乐团室内乐组合带来的第八、第十弦乐四重奏与《弦乐八重奏》。

　　不过，令我略感遗憾的是，似乎肖氏音乐的晚期作品——那些大约写于作曲家生命最后十年的交响曲与弦乐四重奏——仍较少被演奏，这样的现象倒也不仅出现在国内。相对于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肖氏作品，其晚期作品一来逐渐褪去了政治叙事的标签，转向更为私人的内心世界，二来在语汇风格上更显晦涩幽沉，尤其缺少了那些经典大型作品马勒般的恢宏华丽。这样的特质一方面使得肖氏的晚期作品不那么容易讨取听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的确对于演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对我而言，当笼罩在身体衰老与疾病纠缠的阴霾中，肖氏笔下天马行空的敏感诗意则流露出更为顿挫感人的内容。

　　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肖氏的健康状况在长期的慢性病折磨下逐渐恶化：频繁地摔倒；右手的情况尤为严重，后来甚至无法抬手刷牙；1965年，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也有医生认为是运动神经元疾病），后又三次突发心脏病。1973年，他被确诊肺癌。然而，即便右手几近丧失功能，作曲家始终坚持亲自执笔写作，而他也依然勉强支撑着病躯频频现身，继续着公众活动。虚弱的身体与倔强的灵魂、悲剧与乐观、光明与黑暗、意志与命运、生与死，这些聚焦个人的主题悄然占据了肖氏晚期作品的核心。

　　如同柴科夫斯基最后三部交响曲，面对死亡时的“命运”阴云也徘徊在肖氏的最后两部交响曲中。《第十四交响曲》（1969年）开头的主题便使人想到著名的“震怒之日”主题（这一主题将在倒数第二乐章重现），且时而回荡着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钟声。不过，在这部描绘不同类型的死亡与痛苦的交响曲中，面对命运的肖氏似乎也非柴科夫斯基般地激烈抗争。在沃尔科夫整理的肖氏回忆录《见证》中，肖氏如此写道：“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是人类最强烈的情感。我有时觉得，没有比这更深刻的感受了……我写过一些作品来表达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十四交响曲》。我认为创作这些作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我现在对死亡的恐惧减少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已经习惯了生命必然终结的观念，并把它当作如此接受。”

　　两年后完成的《第十五交响曲》（1971年）的终曲以另一种轻如鸿毛的姿态面对死亡，这是肖氏生平完成的最后一部交响乐章。终曲以瓦格纳《诸神黄昏》中的“命运动机”开始，又接着引用了同样预示着悲剧的“特里斯坦动机”，耐人寻味。一段带着进行曲意味的帕萨卡利亚主题出现，带领乐曲发展进沉重的高潮，而来自二乐章的“死亡和弦”再次出现，宣告作品的尾声到来：回溯的首乐章主题梦呓般地回归了，宛如时间流逝与心脏跳动的速度下，在一段亲密而清新的打击乐合奏中，作品在一个轻柔顽皮的升C音上结束。

　　而或许在室内乐体裁中，肖氏艰难的笔更为坦率地抒发了他深刻而喑哑的晚年之声。自《第十一弦乐四重奏》（1966年）开始，肖氏的室内乐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格似乎陡然间多了一份难掩的哀郁：此处的“挽歌”乐章正是献给猝然离世的好友、贝多芬四重奏的小提琴家西林斯基的，而其中的沉恸多少也是写给肖氏自己的——就在作品首演数日后，肖氏经历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突发心梗。在一部相对而言显得较少沉重的《第十四弦乐四重奏》（1973年）后，随着身边友人的逝去，以及肖氏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失丧之痛与内省之切汇聚成他的《第十五弦乐四重奏》（1974年），一部完全由慢乐章构成的给作曲家自己的挽歌。迟沉的节奏摇曳中，肖氏毫无忌惮地写下自己葬礼与长眠的悼乐：乐曲的最后，音乐消失在中提琴孤单的徘徊里，这件声音喑哑的乐器被赋予告别的意义。而肖氏完成的人生最后一部作品正是《中提琴奏鸣曲》（1975年），这部“天鹅之歌”结束于中提琴缓缓消逝的弱奏主音中，他的生命也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