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舞剧正以“头部品类”创造演艺市场盛景，爆款剧目上线票务系统很快一票难求，“剧粉”追着心仪的作品辗转巡演城市“N刷”打卡，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成为剧目讨论“第二现场”，现象级作品“出海圈粉”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亮点，各大院团创作活力迸发、新剧频出……这一系列现象，共同构成当前中国舞剧发展的“新常态”，既彰显着中国舞剧的蓬勃生命力，也承载着业界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迫切渴望，更肩负着大众对优质舞蹈艺术作品的深层期待。日前，以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以下简称荷花奖舞剧评奖）举办为契机，围绕荷花奖舞剧评奖体系完善和舞蹈批评新生态等话题举办了三场座谈会，与会专家与艺术家聚焦当前舞剧创作的火热态势，着眼评奖体系的优化方向、作品的评判标准、创作的瓶颈以及评创互促等方面，展开“热现象”中的“冷思考”，为舞剧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舞蹈艺术实践向“高峰”迈进。

　　何以成就好舞剧？

　　“看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看它走向哪里，走到哪里，这也是创作的核心诉求。如果赛事结束后就封箱入库了无声息，会给评奖带来损伤。一直能够在舞台上呈现，是接受大众检验的基础，也是作品能够获奖的根本。”在以“锻造卓越：荷花奖评选体系优化与舞剧高峰的共促之路”为主题的座谈会上，多次任荷花奖舞剧评奖评委的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原团长、一级导演陈飞华这样说道。他分享道：“从2000年的《野斑马》，到2005年的《霸王别姬》、2009年的《天边红云》，再到2014年的《朱鹮》、2018年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自媒体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前几部作品的剧场演出已有两百场；《朱鹮》从2014年到今天已经演了400多场，《永不消逝的电波》从2018年到今天演了800场左右。”多年领军上海歌舞团打造多部舞剧佳作的陈飞华道出，这一亮眼成绩单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我们的作品就是为了观众，为了广大的人民而演出。”

　　“什么才是好的舞剧？”上海歌舞团副团长、一级演员朱洁静发出这样的叩问。以一步一个台阶的舞蹈表演实践一路见证舞剧和舞蹈从“冷”到“热”的她深感，“面对舞剧热，一定要冷思考，一定要居安思危，永远有压力、有危机感，才可以保持清醒，保持自信，保持全情投入。”在朱洁静看来，舞蹈演员甘于身心淬炼之“苦”，才能不断进步。否则，“太舒服了，在泥土里开出来的那朵花，就不够珍贵了”。她感叹：“在当下特别繁荣的舞蹈市场，还能够心如明镜，还有永远不满足、永远能看到自身缺点的态度，正像自己塑造人物，即便《朱鹮》已演400多场，《永不消逝的电波》已演约800场，还能够像初见时与它‘谈恋爱’一般，就一定能做好跳舞这件事。认知有多深，决定了能够走多远。”秉持“人在戏前”、演员是作品第一位的朱洁静希望评奖也能有针对演员表演的奖项设置。

　　广东省舞协顾问、舞蹈创作委员会主任文桢亚直指当前创作的痛点：“现在一些舞剧创作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靠经验在创作，这样永远进步不了。”他认为，舞剧创作需要不断突破和发展。舞剧结构、语言特点、人性展现等方面都要实现个性表达。而放眼当下很多舞剧创作在这些方面仍有欠缺，比如很多舞剧的双人舞，基本上是一种样式，“这就如同谈恋爱的人都知道，爱情的方式、个性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编导要用心琢磨”。

　　“现在舞剧创作每年大约有50部，2013年到今天大概有600部，全世界的舞剧创作也达不到中国的量，其繁荣是空前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毛时安感叹舞剧而今的繁盛，也直面创作存在的问题。借用有专家曾提出当下的一些舞剧不能创作出好的舞蹈只能拼命编故事的“没舞找事”现象，毛时安说：“与之相对还有一种现象是‘没事找舞’，即编不出一个好故事，便拼命地靠舞蹈编排，让它形式化。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舞剧创作问题。”毛时安希望评奖的导向性推动舞蹈创作的提质发展：“荷花奖具有重要引领性，它会引导一段时间的创作风气。舞剧迎来非常好的发展势头，评奖体系的优化，会推动舞蹈艺术不断迈向‘高峰’的‘高’和‘高原’的‘厚’。同时，也希望创作者放平心态踏实前行。”

　　“一部好戏，特别是一部舞剧，要秉承着十年磨一剑的态度。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作为“锻造卓越：荷花奖评选体系优化与舞剧高峰的共促之路”主题两场座谈会的主持人，中国舞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夏小虎表示，正是为了让评奖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和精品打造逻辑，这届荷花奖评奖将参评作品时限从以往两年一届的新剧创作时限，放宽到十年内的创作时限。这一改革举措也让本届参评作品初评报送了40多部。同时，基于近十年小舞剧蓬勃发展且广泛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和推崇的艺术实践，嘉宾共同探讨了能否通过将小舞剧纳入评奖体系等相关举措，提升舞蹈创作和评奖的多样性、包容性和时代性，从而让评奖更好地引领创作。

　　谁在定义好舞蹈？

　　“传统的舞蹈批评往往出现在主流媒体或专业期刊，聚焦作品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强调专业性与导向性。而今天，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舞蹈评论，构成了最有烟火气的批评场域。”在以“谁在定义‘好舞蹈’——专业标准与大众趣味在舞蹈批评中的张力”为主题的座谈会中，主持人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舞蹈》杂志副主编张萍开宗明义聚焦当下舞蹈批评的新生态，指出当下由舞蹈批评发声主体的多元而带来评判标准的多元。在由“饭圈”文化、剧场文化等文化逻辑交织产生的不同批评场域共同形成的多元共生的批评生态中，“好舞蹈”的定义权也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为什么专家就是制定标准的人？大众评价仅仅是趣味？专家难道不是大众的一部分吗？标准难道不是由大众来确定的吗？”对于好舞蹈的评判，中国剧协原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如是说。在他看来，中国舞剧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舞蹈领域开放的胸襟。行业在不断进步，但许多话语仍停留在过去。那种专家是创作者、大众是接受者的观念，使专家拥有一种要教育大众、提升大众、引导大众的“使命感”。然而这种观念在当下一定意义上已显得滞后。以自己参与创作的舞剧《朱鹮》为例，罗怀臻剖析专业人士与大众之间可能出现的评价落差。“有些专家常常困在自己的话语茧房里，而大众却活跃于线上线下，尤其是80后以及更年轻的观众可谓在全息空间里接收着信息。当他们看舞剧时，脑中对比的可能是电影、话剧、戏曲、网剧甚至短视频。但专家对比的往往只有舞剧。不应将专业和大众的评判对立起来。大众评价最初可能是非理性或非专业，甚至带有情绪化的，但慢慢积累下来会得出一个概率，这个概率或许便是作品的‘终极评价’。”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刘春看来，新的评论生态关涉争取审美话语权这一恒久命题，“正如芭蕾舞审美标准最初由法国宫廷制定，到现代舞开始对芭蕾的反判，争取新的话语权，后现代又提出新标准，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审美话语权的争夺与变化。”他认为，今天已不仅仅作为接受者而更愿作为参与者的大众，拥有更便捷更开放的话语表达平台和媒介，他们以点赞评价和转发等新权利，为艺术制定着新标准。一定意义上评价权掌握在谁手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创作趋势和潮流。刘春表示，当下评论生态对创作的影响日渐深入，“今天，一部作品首演之后，所有的主创往往都会先看小红书，其间也会有不同态度形成不同“派别”，即‘听劝派’表现为观众怎么说就怎么做，‘坚持自我派’则完全不迎合大众，‘争论派’往往与观众就艺术创作各持己见。在这样多元的批评环境中，原本认为发挥‘专业守门人’作用的专业评论者应该思考，今天的专业评论如何发挥作用？”刘春说他深感专业评论者对评论滞后应有紧迫感：“很多网友在中场休息时已经写出了评价，而专业评论在哪里？”

　　作为创作者，中国歌剧舞剧院编导孔德辛坦言，虽然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的大众评价对她的创作有影响，但她对网络评价关注并不多。“除非有人和我说某一篇文章可能对我的作品有巨大冲击力时，我才会关注它，否则我还是保持自己的创作初衷。”在她看来，或偏激的评价，或激动的认可，网络声音更多提供给她的是“情绪价值”，而来自专家研讨会等的一些专业意见，会更有助于作品的提升完善。在艺术实践中追求自由创作状态的孔德辛强调创作目标是让更广大的大众喜爱。正如一位前辈曾告诫她：“一个剧场中，相对为数不多的专家，普通大众才是主要受众，要让最广大的观众觉得作品好看是最起码的标准。”这样的理念落实到创作中，正如她创作舞剧《孔子》时，其所着力的是“如何能将孔子塑造成有喜有悲、鲜活地站在舞台上的快乐的‘小老头’，而非一个老气横秋的读书人，让观众既能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人文存在，又觉得这个人物离自己很近”。

　　“好的舞蹈作品是能用专家学者的显微镜和孩童的眼睛同时发现奇迹的作品。”援用英国现代舞编导阿库·汉姆的观点，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许薇认为，好的舞蹈作品一定是在专业深度、艺术追求和大众接受度中找到平衡点。她表示，在这个舞蹈评论走出象牙塔、人人皆可评论的时代，尽管评论门槛降低，但这不是“去专业化”的简单过程，而是“不同的评论者在自己不同的半径里，共同画一个同心圆”。她认为，多元的评论主体和评论话语，会让舞蹈评价受到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亦是一种评论话语的重构和深度的拓展，也往往让专业话语变成了公共话题，让舞蹈评论进入一个公共的评论场域。在这个生态中，专家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声音，大众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同时许薇强调：“不论是专业评论者还是大众，都应怀有对艺术的敬畏、对真理的追寻和对文化素养的追求。在数字媒体时代，共同营造良好的评论生态，为舞剧、舞蹈创作提供更好的土壤，应是所有评论参与者的共同责任。”

　　（作者：乔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