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杜甫》再度上演了。若从首演的时间算，跟话剧《李白》前后整整跨越了28年，而它重新冲上热搜，被人们进一步讨论，则是近一段时间的事情。李杜齐名，两部作品堪称“双子星”剧目，其合璧之旅自然备受关注。以话剧《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人历史剧，不仅丰富了北京人艺的创作路径和风格，也提供了观照历史传统、把握人文脉象的重要创作经验。

　　李白和杜甫，其人其诗，区别很大，是家喻户晓的事实。他们寥寥几次见面，却一生牵念，诗文赠答，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佳话。传统文人的心态与处境，可以说是剧作家郭启宏贯穿创作生涯的题材主脉，从早期的《司马迁》到被称为“文人三部曲”的《李白》《天之骄子》《知己》，再到如今实现“李杜合璧”的《杜甫》，均不同程度地将“知己”置于文人立身问道的参照当中，仿佛有一个精神世界的枢纽或开关，汇聚了所有悲欣。

　　安史之乱拦腰一斫，改变了大唐的命运。这是《李白》《杜甫》两部作品截取的历史情境，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故事以此为切入点，从李杜中晚期的人生讲起。沧桑变乱，刀口豁然，人的命题自然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话剧《李白》中，李白暮年请缨，热血浪漫，那种自我主体色彩是强烈鲜明的，可在动荡局势的诡谲涡流和复杂人性面前，又显得天真荒唐。在话剧《杜甫》里，杜甫一生蹭蹬求官，一路狼狈窘迫，但他的不懂变通、率性执拗，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天真荒唐，看到了他的可爱与高洁。在动荡时局的纷乱世相中，他们各有各的际遇与悲喜，令人感喟同情。

　　比较两部剧，不难看出：创作者“传历史之神，传人物之神，传作者之神”的史剧观一以贯之，而塑造李白重在主体人格的神采，塑造杜甫重在现实情态的筋骨，跟他们的自身性格与诗歌风格是吻合的；《杜甫》其实比《李白》难写，创作者跨越几十年的阅世经验和人生感悟，在《杜甫》这里得到更加自然松弛的体现。

　　某种意义上，话剧《李白》和《杜甫》可以说分别代表了“有我”和“无我”的心境状态。如何把握“有我”和“无我”之间的关系和尺度，也是需要创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历经时间考验的《李白》看起来更加凝练完整，因为李白的行为动机和内在痛苦更加明确有力，但时过境迁，这种较为浓厚的文人属性，如何更好地跟当下观众实现情绪衔接？《杜甫》主要依托于情节细节，大多呈现的是人情世故，不乏现实感，因此故事更加好看，更易引发共情，但杜甫的主体人格和内在痛苦难免有所遮蔽。

　　对中国人来说，李白和杜甫永远都是中华文明璀璨星河中的耀眼星辰，而文人题材历史剧所应有的特殊质感和诗意神韵，尤为突出地传递了中华美学精神。这场跨越30多年的创作接力，堪称北京人艺雕刻时光的诗意展卷。1991年话剧《李白》首演时，主演濮存昕38岁，以青壮饰演暮年，却并不违和。话剧《杜甫》再演，导演兼主演冯远征63岁，跟真实历史中杜甫的年龄相仿，导演尚属试水，表演已炉火纯青。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李白和杜甫就应该是他们在舞台上呈现的样子。时代变迁如长河奔流，人的心态和欣赏习惯也在变化，而所有的常与变、取与舍、得与失，都会因跟我们有关而有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