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曲艺点燃民众的战斗决心

　　赵 倩

　　曲艺这个扎根民间的艺术形式，无需繁复布置，无需复杂舞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皆可演出。抗战岁月，这种“轻、快、活”的艺术特质，使曲艺拥有了抗战“文艺轻骑兵”和“宣传尖刀班”之称。

　　鼓词《晋察冀的小姑娘》。

　　1931年初，瞿秋白一边在上海养病，一边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瞿秋白忧心如焚，奋笔疾书，抱病写成说唱作品《东洋人出兵》（乱来腔），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鼓励民众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抗战14年间，老舍先生以笔为枪，创作《打小日本》（鼓词）、《二期抗战得胜图》（洋片词）等，用通俗语言揭露日寇暴行；曲艺作家王尊三的《大战平型关》《保卫大武汉》，将战场热血融入曲艺旋律，让战斗胜利的消息传遍街巷。

　　不同曲种的唱腔艺术，让民众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京韵大鼓《马占山血战史》、相声《牙粉袋》、浙江金华道情《倭子记》等，用地方腔调讲述家国苦难。这些作品直击人心，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叙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如《晋察冀的小姑娘》用北方大鼓讲述少女引敌进入伏击圈的英勇事迹；语言直白生动，没有晦涩表达，普通百姓也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情感真挚浓烈，每一句说唱都是对侵略者的愤怒、对家国的热爱。抗战曲艺与抗战歌曲、版画等艺术一道，点燃了民众的战斗决心。

　　赵树理“剧本 曲艺”作品集。

　　创作群体在身份定位和创作目的上的“双重转向”，更是抗战曲艺的鲜明特征。无论是成名作家还是民间艺人，都经历了从“文艺创作者”到“抗日宣传员”的蜕变。老舍曾在《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中坦言，“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他暂且搁置自己擅长的幽默文学，创作了大量鼓词作品，服务抗战大局。作家赵树理以太行山根据地的现实需求为中心，进行通俗文艺创作。在担任《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报纸《中国人》的编辑工作期间，赵树理撰写了快板《神枪手刘二堂》《一把锁》、鼓词《王美云出嫁》、相声《一串鬼话》等诸多曲艺作品，他为《中国人》所写的作品不只可以阅读，还可以拿来讲唱，成为连接文艺与民众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杰出组织者和忠实践行者，通过建立专门的文艺团体、开展系统化培训、提供创作资源支持等方式，将分散的民间艺人凝聚成有目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集体力量。在胶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盲救会”，不仅为盲艺人们制定明确的抗战服务章程，还派遣专业文艺工作者开展“盲训班”，教唱抗日新词、传授宣传技巧。盲艺人拿到鼓词后，经过大约一天练习，次日就能前往各个村镇演唱。这种通过思想引领、技能帮扶与资源保障等方式对传统曲艺的组织化重塑，让民间艺人的艺术特长与民族救亡的时代需求深度契合，赋予其更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作品宣传了八路军战胜日寇的喜讯、歌颂了抗日英雄，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1944年，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在延安演出（照片出自《中国曲艺志·陕西卷》）。

　　不仅如此，“盲救会”的艺人们还身背乐器，穿梭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他们利用自身职业特征和不易引起敌人警惕的身体条件，把密信、传单藏于乐器配件中，或巧妙缝入衣衫夹层，让日伪军防不胜防。

　　在山东荣成，盲艺人彭润芝因送情报被日军抓捕，即便面对严刑拷打，他也没有暴露抗日组织的秘密，还自编了100多句《炸铁甲车》的胶东大鼓，“若不能把日本铁甲车炸毁，功不成来名不遂。抖抖精神闯贼队，杀得那日本鬼子不能把东洋回……”在山东栖霞，作为地下党员的盲艺人曲香田，与年仅16岁的盲人王志步白天唱大鼓，到了晚上，两人便拄着盲杖，到城外给八路军送情报和子弹。抗战结束后，王志步继续为胶东大鼓的发展传承作贡献，其所在的曲艺队，每年演出时间都在10个月以上。直到2015年，他还在登台演出。

　　鼓板丝弦救亡曲，铿锵有力抗敌情。抗战曲艺早已超越了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民族精神的具象载体。它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紧相连，用一个个鲜活故事记录抗战历史、弘扬不屈精神，展现了民族危亡时刻的集体意志与人性光辉。更重要的是，这段创演实践让曲艺艺术在烽火硝烟中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曲艺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让曲艺艺术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以上图片均为赵倩提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