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勇气成为所有作品的叙事核心

　　张劲羽

　　在当今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话剧市场中，“话剧九人”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焦点。“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作品让他们在商业领域逐渐站稳脚跟，多部作品不仅在全国巡演中一票难求，更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尤其在年轻观众群体中具备着强大的号召力。五部作品共同营造出的“九人宇宙”，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以及二十余个有名有姓的主要角色，持续牵动着观众们的目光，令人深深沉浸其中。

　　2025年的话剧九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剧团。多年来的新作产出与全国巡演，使得他们日渐丰富且成熟。14年来，他们的笔触自北大的一张书桌走出，翻山越岭又览古阅今，向外无限延展。在一页又一页的悲欢离合之间，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而是带着满溢出来的真诚，一刻不停地奔跑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

　　话剧九人作品《翻山海》演出剧照

　　话剧九人的目光，好像总是执拗地投向“过去”。除了反复写着风雨飘摇的民国之外，将要上演的《明堂夜雪》和《三妇志异》，其历史原型甚至源自于更久远的中国古代。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些旧时代的衣冠之下，其实从一开始就潜藏着解构的预设。创作者们并不期待在“还原”的尺度上描画一个真正的旧世界，而是将其作为一片可供扎根的肥沃土壤，试图从中种出完全当下性的森林，用旧语境来讲新的故事。历史当然已成定局，但话剧九人最擅长的事便在于，从只言片语的记载中发掘戏剧张力，去推演历史之外尚未发生的更多可能。时间上的距离感，并不影响情绪的共振，反而更加证实了剧中种种命题的亘古不变性。

　　与很多国有大院团相比，话剧九人的作品大多数都属于小切口，往往绕过宏观视角，而从微观入手去透视时代变迁。虽然其中人物大多以功成名就的学者作为历史原型，但舞台上的讲述却并不着眼于其奋斗经历的波澜壮阔，很少写到他们一步一步攀升至峰巅的具体内容。从这个层面上讲，话剧九人作品似乎很少提出完全新鲜的戏剧议题，也很少具备脚踏实地的生活细节。观众为之感动的，仍旧是一些千百年来老生常谈的大道理。

　　而这样做的优势在于，故事本身极易进入，几乎没有理解门槛。创作者们有意将大量的叙事篇幅分配在人物内省的时刻，对其细腻丰富的心理活动进行充分的外化。人物的情绪波动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舞台表现的核心焦点。

　　部分作品写出发之前启程的过程，写微小的触动如何编织成生命的风帆。如《四张机》中卢泊安与古鹤箴各执一词的高谈阔论之下，被父亲爱护却轻视的古娴喊出那句“西西弗斯永不投降”；《春逝》中瞿健雄抬头望向了居里夫人的方向，带着投身科学的孤勇远渡重洋；《翻山海》中女孩们战胜了世俗的目光，燃烧着眼睛奔赴崭新的赛场。

　　部分作品也写世事蹉跎之中的初心不改，写满身风霜如何汇成一盏不灭的滚灯。如《对称性破缺》中三个科学家咽下了炮火、贫困与歧视，始终向着真理不断前行；《庭前》中尤胜男历尽艰辛，经历了无数次生命的打碎与重建，终以律师身份独立站上法庭；《双枰记》中三个男人在各自的牢笼中心事满怀，终究“吾与足下分任之”，重新站到一起捍卫信仰与生命。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话剧九人的作品，去描述其中最打动人的核心特质，我会选“勇气”。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话剧九人作品中的理想主义也正是在于，各色人物在充分意识到命运的残酷之后，选择继续逆水行舟与之相抗。

　　无论年代远近，无论天南地北，故事中的人们总有一种坚韧挺拔的精神力，在困境与逆境中都能坚持自我，岿然不动，直至生命尽头。那些千锤百炼、掷地有声的抗争宣言，文本本身已经足够精炼漂亮，放到舞台上又天然地具备了更强烈的感染力量。民国文人们面对的生活难题，譬如如何改变不公的秩序，如何历遍挫折却坚守自我，是在任何年代都需要时时铭记的生命之问。更重要的是，真正触及到“人类”本质的那种天下太平的愿望，古今中外都是共通的。而那些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人，总是显得如此可敬又如此亲切。于是，台上一百年前的故事，就这样与台下一百年后的观众们紧紧联结在一起。

　　对于当今的观看者们来说，在生活的疲倦之中走进九人话剧，或许便如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它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能量，看到意志的坚不可摧，从而在剧场中重整旗鼓，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在2024年首演的《翻山海》之中，“勇气”这一特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它带我们走向这群淹没在历史边角的年轻女孩，让从前习惯于陪衬、习惯于沉默的模糊影子，在舞台上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言说自己的权利。女孩们不再是邵玉筝、冯小寒之类的历史见证者，而得以独自站在聚光灯下，经历并书写着脱离旧有轨道的故事。

　　从整体创作思路来看，话剧九人在女性叙事上一向都有所设计，并且还有日渐强烈的趋势。如果说《四张机》还潜在固守着“母亲、妻子、女儿”的标签化角色设计，那么自《春逝》开始，创作者们便开始有意地突破刻板印象中女性角色塑造的窠臼，而更加注重女性生命经验的自我叙述，以及女性身份的主体建构。

　　《春逝》中“她们给我们开的路，已经把我们送到这里了”，写出了当时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女性友谊。《翻山海》则以一种更强烈的情绪性输出，大声喊出了“人可以运球，就可以运命”。顾静薇登报的相亲启事、为了适应物理所的椅子而穿上的高跟鞋、获奖所得到的男士领带，这些预示着“妥协”的无奈细节，到了《翻山海》之中都变为了需要被撕碎的旧世界。而女性必然遭遇的生理疼痛，也不再难以启齿，不再被某种神秘的迷雾所遮蔽，仅仅是所有女性的一生中，最最平常的组成部分而已。从这个角度说，《翻山海》最大的意义便在于，借用历史之中这场微小却震耳欲聋的突破，给当下亟待出发的新女性们提供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样本。

　　若将几部作品连成一串，故事中所有女孩们的命运似乎也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串联在了一起。她们既是先行者，也是后来者，恰恰都是这段洪流之中平凡的一环，共同去建构向往中的新世界。写信谋求入学名额的邓奕秋，向外迈出一步就变成了赴美留学的瞿健雄。走出家门的古娴、邓奕春，逐渐成长为日渐坚强的谢宝花与阮风竹。为之撑伞的顾静薇，走向了自立门户的尤胜男，也走向了温和博大的陆斯年，对更多的“瞿健雄”“周苔”施以援手。女孩们不再裹小脚，开始向往科学，向往艺术，向往体育，而见证这一切的人是物理所长丁奚林，与后勤师傅洪道中——原来中年男子并不一定生来就是所有故事的主角，偶尔当当旁白反而更显得可爱了。

　　当然，以“勇气”为核心的动机式叙事，类似重情绪而轻事实的处理，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陷。话剧九人许多故事之中的矛盾并未得到足够细致足够深入的剖析，仅仅作为人物争端的背景板而存在，角色们所面对的难题，剧中也往往不会给出具有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而以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叙事逻辑达成轻松跨越，好像随着内心意志的坚定，一切外部的困难便会自动迎刃而解。庚款分配时歧视女学生的现状没有解决，尤胜男究竟如何在当时社会站稳脚跟没有明说，三山女子篮球队所面临的重重现实阻力，好像也在“圣露西亚”的欢快歌声之中悄然消解了。

　　这也造成话剧九人的一些作品在戏剧艺术上达成的水准有限，有时难免给人留下“投机”的感觉。从这个角度说，我其实非常期待两部以古代女性为主题的新作品，其故事背景和当下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反而变得更长了，由此留给创作者在戏剧层面展开叙事的空间更大了。这一次，故事中的女孩们要如何去打破常规改写命运呢？她们将拥有怎样的头脑，和怎样的行动呢？

　　总体而言，纵观其创作轨迹，正如他们笔下那些在黑暗中前行的角色，话剧九人同样在戏剧的道路上且行且思。他们在历史的回响中寻找与当下的共鸣，在旧时代的衣冠下植入当代的灵魂。无数个瞬间所凝聚的，除了剧场中的泪水和掌声，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条由历代“精卫”共同填海而成的道路，正随着每一部新作的诞生，向着更远的未来延伸。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