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彦

　　一场由编剧署名权引发的纷争在网上成为焦点。

　　事情起于青年从业者“古二”持续发布长文、音频，声称自己在深度参与电视剧《繁花》剧本创作后未能得到应有署名。剧组曾在9月发布声明回应争议，但随着“古二”于近日公开新的音频，波澜再起。

　　争议仍在发酵，事情尚无定论。有业内人士表示，事实如何还需等待法律界定；更多职场打工人站在青年机遇、维权困境等角度参与讨论。

　　事实上，围绕影视编剧署名权的纠纷并非孤例。这场纷争之所以屡屡霸榜热搜，无可否认，漩涡中的热剧、相关录音疑似涉及的知名演员，都是网络舆论瞬间沸腾的诱因。但本质上的原因或许还在于，这场纷争照见了一些影视行业尤其是编剧界难以言说的顽疾与隐忧。

　　看资历vs看实力

　　爆料人公布的音频里有段关于编剧承包制的讨论，“比如我去接个活，我是一个成名编剧，可以接到10个剧本，回来就丢给团队写”，言下之意，在影视剧创作生态里，资历、名气的“面子”在一些时候重于实际执行的“里子”。此言一出，引发网友“枪手论”的质疑。有人还翻出2013年首播的电视剧《龙门镖局》里一幕：蔡八斗要写剧本，找了璎珞代笔，后者几易其稿，最后痛失署名权。是12年前的影视剧“预判”了今天的纷争，还是编剧界困于署名生态链久矣？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工作室模式今天普遍存在。有成名作的资深编剧领衔项目，工作室内中小编剧分头执笔，“有人专写情感，有人负责职场、商战等行业的把关，大编剧再统一统稿、润一润笔”，一套堪比流水线的“共创”高效可复制。这位匿名人士说：“不排除一些大编剧倾情传帮带，真诚地给予新人关键性指导。但在热剧署名权约等于身价溢价权的行业，不少小编剧常常摇摆于署名权和稿酬二选一的困境，有的直到与‘上层’磨合三四部后，才能在片尾拥有姓名。至于上片头，更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正因此，总编剧、副编剧、联合编剧、助理编剧、编剧助理、前期编剧、前期策划等围绕剧本开发的“古怪”头衔应运而生。

　　编剧宋方金在近期与罗永浩的一场对谈中提及行业困境。他用“屡见不鲜”来形容小编剧们的权益主张难题。在宋方金看来，其中有新人编剧面对的生存通道问题，也有资方、平台方、制作人所依赖的大编剧的品牌效应。后者其实锚定的是收视率保障、是播出数据托底，与资方指定明星带流量的逻辑诉求，异曲同工。

　　事实上，观众早已对名导名人、对大IP祛魅，大数据算计的“捷径”也屡屡验证此路不通。反倒是邵艺辉从生活点滴里凝练出的《爱情神话》剧本，没有作者名气背书，也无成名作开路，却赢得了从伯乐马伊琍到600多万人次观众的认可。看资历还是看真实力，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平权”时代，在人人都可能成为内容创作者的今天，应该不再是问题。

　　先谋生vs先追梦

　　多数青年编剧满怀热忱与理想入行，渴望自己的辛劳和才华被看见，期待创作成果在荧屏上璀璨发光。但因创作资历不深、行业认可度不高，成长期待与发展空间难免形成落差。加之影视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中，出现暂时性的市场收缩、资本退潮，在“雇佣兵式”流水创作线上难以收获职业成就感、安全感的年轻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崛起的微短剧。

　　2024年，全国短剧用户规模达到5.76亿，占网民总量52.4%。截至今年6月，中国微短剧用户已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产业体量日涨夜大，短剧尤其是竖屏微短剧的不少工种供不应求。许多在长剧、电影领域署不上名、“上不了桌”的青年编剧，在先追梦还是先谋生的抉择后，主动登上短剧这条船。

　　目前，微短剧编剧的收入主要由剧本定制费、分账分成和IP衍生构成。其中，定制费也在“论资排辈”，是由平台、制作公司根据过往作品数据、编剧在行业内地位评估后买断。以单集价格论，头部编剧可拿到5万元至10万元不等，大部分新人的酬劳为单集数百元到千元。新人编剧在定制费上虽说没太多弹性空间，但潜在的“爆款”分账、较短的受益周期、相对独立的剧本署名等因素，都让一些怀揣“故事梦”、渴望被看见的年轻人，在几撞“署名难”的南墙后，选择到“霸总”“重生”“皇后娘娘打工”的世界里等待机会。

　　同样要看到的是，微短剧崛起的确给了新人更多选择权，可当下短剧多数迎合观众，套路单一、情节经不起推敲，也是事实。在竖屏的故事世界，大多数编剧拼的是体力而非脑力、笔力。虽说时有精品诞生，但对比海量的项目，占比实在有限。市场良莠不齐，短平快的过度输出、脱离现实土壤的创作乱流里，一旦年轻人失去定力，逐渐丧失艺术追求和创作初心，先谋生的权宜之计，或许终将无法真正蜕变为讲故事的话语权。而对亟待重振荣光的长剧市场，年轻人才的流失，恐怕比短剧抢占市场更值得忧虑。

　　凭良心vs凭法规

　　《繁花》的纷争尚未有定论。2024年编剧王雨铭、杨涵诉《隐秘的角落》一案，或是更好的讨论案例。

　　2018年，王雨铭与杨涵同万年影业签订协议，负责网剧《坏小孩》（后更名为《隐秘的角落》）剧本创作。他们撰写了该剧分集大纲及前三集剧本，但正式播出时，剧组仅把二人列入“特别鸣谢”名单。2020年，王杨二人在与剧方沟通无果后在互联网上公开此事，同时提起法律诉讼，主张编剧署名权。历经四年多的法律程序，2024年11月，法院判决王杨二人胜诉，出品方需将他们署名为前三集编剧并公开致歉。

　　四年诉讼方才换来迟到的署名。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在今天，普通编剧的维权成本依然高昂。这起案例后被列为《2024年中国影视行业白皮书》年度十大维权事件之一。

　　普通编剧维权难，宋方金认为，这和一部剧剧本阶段的制作流程、当下对“高成功率”的诉求不无关系。通常来说，剧本定稿前，会经历梗概、总大纲、分集大纲、分集剧本、初稿、若干轮改稿等，规模更大的剧组，还会专门找人做前期资料搜集，所涉大大小小编剧、责编、文字策划，不在少数。如何将抽象的思想、创意、梗，量化为编剧工作量的数值，进而如何辨别这段情节对全剧本的贡献度有多大，从行业标准到法律法规的界定，都是模糊地带。横向对比其他影视大国编剧工会、导演工会以及相关仲裁委员会制定的可量化标准，在国产影视剧的创作领域，谁来辨认好剧本，谁能认定好剧本，谁又能对集体合作的剧本进行合理分配，“现阶段，可能考验行业伦理、行业良心，多过行业规则甚至有关法律”。

　　上海理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振武坦言，当前的《著作权法》对“合作作品创作贡献”的认定偏原则化，缺乏量化指引；同时，对影视行业的特殊创作模式如集体创作，也未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侵权赔偿力度有限，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不过，换个思路，纷争的缝隙里，也许就存在推动行业规范乃至法律完善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