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2》在中国市场掀起观影热潮，多项数据打破纪录，成为2025年最火爆的动画电影之一。在近期持续低迷的电影市场环境中，这一成绩无疑令人振奋。

　　在票房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少观众也暗自疑惑：该片的制作水准固然精良，但剧情走向难逃俗套，部分桥段的逻辑衔接略显生硬、难以自洽，若干人物的塑造也稍显仓促潦草。

　　那么，《疯狂动物城2》为何能在相对冷清的档期里一枝独秀？更进一步说，大量成年观众在为影片喝彩时，他们感动的点在哪里？同时，该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骑绝尘”，对中国动画片创作有哪些启示？

　　正邪交锋背后的现实影射

　　《疯狂动物城2》中，朱迪与尼克成为警队新秀，两人联手阻止林雪猁家族对湿地市场的侵占，并揭发了该家族昔日欺世盗名的丑闻。这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常规故事，过程与结局未见太多的新意。而且，片中一些情节的逻辑自洽性有待商榷。例如，马市长在朱迪的言语刺激下，突然转变立场，从林雪猁家族的走狗变为“讨逆”急先锋，这一转折显得颇为突兀；牛局长此前一直将朱迪与尼克视为通缉要犯，却在关键时刻毫无过渡地摒弃前嫌，转而成为朱迪的助力，这种处理方式亦难以令人信服。

　　尤其在朱迪与尼克的探案途中，他们几乎毫无阻力地获得了众多角色的协助，如狸宝、荷苏蜥、岩羊，以及前作中已建立情感联结的闪电、大先生等。这些角色在主角陷入困境时适时登场，如同接力般推动剧情前行，带有明显的“爽剧”叙事特质——优先追求情节推进的丝滑顺畅，却在部分人物行为逻辑的合理性、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上有所欠缺。

　　《疯狂动物城2》在剧作层面可能难称亮眼，但它必然在某个层面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否则难以解释它能收获如此广泛的赞誉。

　　影片虽未直接针砭现实，却丝丝入扣地融入了普通人的职场境遇和感受。朱迪与尼克出身平凡，既无背景和资源，也无突出才华，偏偏身边强手环绕，他们时刻被无形的压力笼罩着。在他们看来，或许唯有凭借“疯狂内卷”，才可能占得一线先机。因此，牛局长分配任务时，两人虽并未被列入名单，却仍抢先一步主动赶赴现场展开调查。两人高涨的工作热情背后，藏着的正是“打工人”的卑微与倔强，易引发观众的代入感。

　　影片还通过阶层叙事，揭露了社会运行中的部分潜规则。像林雪猁家族这样的权贵势力，不仅负责制定社会资源分配的方案，还能公然霸占他人的劳动成果。更可怕的是，这种家族也能操纵舆论，在美化自我道德形象的同时，将个人私欲以社会福祉的名义包装成光鲜亮丽的民生项目。这样的刻画颇具现实隐喻性。

　　此外，影片中的爬行动物受制于公众的刻板印象与媒体的污名化宣传，被贴上了“邪恶”“阴险”的标签，遭到制度性的排斥与隔绝，被迫栖居于远离主流社会的湿地市场。这一设定直指“社会偏见与群体歧视”的普遍议题，多少是在为某些无法被看见、不会被听见的族群发声。这让影片的现实关照更添一层深度。

　　因此，《疯狂动物城2》虽然讲述的是一群小人物、边缘人与“异类”的逆袭，但朱迪与尼克的英雄征程，并非对“美国梦”的乐观诠释，而是面对社会不公发出的冷笑与痛斥。当观众从影片中洞察了现实的痼疾，就能与朱迪、尼克等角色产生深度共情，并因此包容影片中那些逻辑的疏漏与人物刻画的粗糙。

　　成长中的意识形态指向

　　朱迪与尼克堪称患难之交，两人曾并肩作战、书写传奇，本应是默契无间的完美搭档。然而，迥异的成长轨迹，早已在他们心中埋下了观念分歧的种子。朱迪自幼便因出身与体型遭受欺凌与轻视，这份创伤让她格外渴望通过证明自我打破偏见。这是一种源于深层自卑的心理防御机制，最终催生出强烈的求胜心。反观尼克，他的精神创伤来自童年的颠沛流离，加之从小混迹街头，养成了一种“满不在乎”的散漫与松弛，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唯有对事事保持疏离，才不至于在投入过多情感与期待后，再度陷入失望。

　　不同的成长经历，造就了朱迪与尼克迥异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具体到办案过程中，朱迪渴望侦破每一起案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尼克则倾向于接受现实，认为世界有其固有的运行逻辑，难以凭一己之力扭转。正是这种根本性的观念差异，导致两人之间渐生裂隙。

　　在经历了现实的冲击与观念碰撞后，朱迪与尼克终于完成了各自的反思与成长。尼克卸下了“无所谓”的伪装，坦言自己在乎的是朱迪本身，而非两人是否处处一致；朱迪也逐渐挣脱了“证明自我”的执念，明白他们是彼此不可或缺的支撑。最终，尼克点出了两人和解的核心：人与人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可以有更多对话、更多理解，并实现团结互助。

　　由此看来，影片完成了对美国文化中坚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拨。朱迪起初渴望成为那个拯救世界的孤胆英雄，而牛局长、尼克与盖瑞等则提出了另一种视角：世界并不会因单个人的力量或单一事件的成败而轻易改变；真正能推动世界向前的，或许是众人团结一致、坚持不懈的奋斗。

　　林雪猁家族中的小人物宝伯特的心路历程与朱迪存在互文关系，他在家族中被长期忽视，因而渴望以非凡成就赢得家人尊重。宝伯特承认自己不愿落后于人，更不甘于平庸，害怕在一个“优秀”的集体中因与众不同而被排斥。与之类似，朱迪为了被警队接纳，不得不努力与他人趋同，而非保持独特。这实际上警示了朱迪：一味追求个人成功，不仅会导致视野的狭隘与内心的偏执，还会因追随统一的标准而失去个性和内心尺度。

　　影片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主张：承认自己与他人的不同，鼓励社会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理解、连结与接纳，最终构建一个既包容差异又和谐共处的共同体。

　　至此，我们得以破解影片的深层叙事密码：在正义战胜邪恶的显性主线之外，还暗藏着另一条脉络，即朱迪如何从信奉个人英雄主义，到逐渐认清并坚守自我个性，并对世界和他人变得平和宽容。这条暗线被精心编织于主线情节之中，主线的每一次起伏与转折，都在无声地触动并重塑着朱迪的认知与心境。这使得影片的价值内核变得厚重。

　　明线与暗线交织的创作路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动画电影的创作目标都较为单纯，专注于趣味性与道德教化。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动画电影主要面向少年儿童的受众定位，旨在充分释放其高度假定性的艺术特质，满足观众对奇幻夸张世界的想象，并为此有意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

　　近年，随着动画电影逐渐转向“老少皆宜”的路线，为兼顾成年观众的观赏体验，许多作品中开始渗透现实人生的困境与焦虑。以中国动画电影为例，1999年的《宝莲灯》仍构建了一个完整自足的神话世界，其核心人物与情节主要取材于《西游记》，与现实社会并无对应关系。到了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尽管角色同样源自《西游记》，却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片中的孙悟空以“失意而困顿的中年人”形象出场，意外地带有人间烟火气。这个孙悟空曾拥有辉煌的过去，却在中年时跌入人生低谷，显得颓丧而消极，需要找到重新出发的勇气。

　　或许是受到《大圣归来》的启发，此后中国动画电影开始有意无意地拓展与现实对话的空间。无论是《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对家庭教育问题的审视，还是《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年）对“全员考编”现象的调侃，都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之余，品出一丝现实的苦涩。还有《浪浪山小妖怪》（2025年）中“草根取经团”寻找自我的西行之旅上，各个山头的势力集团垄断了所有上升通道，普通人要么依附权贵，要么沦为社会的边角料……可见，这些影片都在延续同一条创作路径：儿童看到的是一个熟悉而充满趣味的故事，成年观众则能从中品出现实暗讽，并引发对自身处境的洞悉与思考。

　　对于那些并不深谙美国政治语境的中国观众来说，《疯狂动物城》（2016年）的成就，并不在于其涉及种族平等、多元共存等社会议题，而在于朱迪作为一个小镇青年闯荡大城市、在偏见与职场压力下突破重围的励志叙事。这种对“平凡人逆袭”的细腻刻画，更能跨越文化隔阂引发共鸣。由此不难理解，《疯狂动物城2》或许在情节设计上未能摆脱套路化的窠臼，但它的市场成功是显然的，这成功离不开它所奉行的创作路径：明线维持了合家欢动画的趣味性与流畅感，暗线则散落着具有现实指向性的影射，并嵌入了关于自我成长与价值认同的心路历程。这种创作思路不仅能提升观众的观影愉悦，更能深化影片的思想内涵，还契合了当代观众对自我身份与价值实现的普遍关切。这也许会成为动画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当然，这种明线暗线交织的创作路径，虽然可以对少年儿童和成年观众进行精准投喂，却并非没有艺术风险。如果有些动画电影过分迷恋并陶醉于现实影射的表达，忽略了人物塑造的饱满、情节推进的合理，那些打动观众的情感触动与现实思考就会显得刻意而浮泛。这也再度印证了电影创作的本质：电影首先需要扎实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其情感流露和主题表达才能水到渠成；若本末倒置，再精巧的隐喻与现实指涉都只是空中楼阁。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