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飞行家》选在同一天上映，两部影片均改编自双雪涛的小说，用的几乎是同一拨熟面孔，也算是一种“奇观”。然而，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东北叙事确实已经重新成为眼下可供创作者们不断挖掘的富矿，相关作品所造就的持续影响，使得“东北文艺复兴”成了名副其实的“热点话题”。

　　对东北的“重新发现”与再次的刻板印象

　　在居高不下的热度之下，真正值得一问的或许是：东北叙事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是一代人开始回望逝去时光所带来的集体性怀旧情怀，就如《我的朋友安德烈》在宣传中反复强调的，“我们都在成长过程中丢失了曾经的好朋友”；还是东北方言、工厂故事等“异质”风情所带来的某种新鲜感，好像《飞行家》的主人公李明奇“飞上天”的梦想里所蕴藏着的“东北魔幻现实主义”？

　　如果当下的创作者真的延续这两种路数，那么可能会造就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对东北的“重新发现”可能渐渐演变为对东北的再一次刻板印象化。如果说关于东北的主流美学曾经被小品、二人转和《乡村爱情》等电视剧所限定，那么现在的新东北叙事又在被另一种悲情、伤感的“情绪价值”所定义。

　　“双雪涛”们（以双雪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北作家，其中双雪涛、郑执、班宇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的创作成就，曾被研究者认定为“新的美学正在崛起”。这种美学，到底新在哪里？那就是他们让读者和自己一起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辈，发现那一代工人的诉求有其正当的一面，他们的生活和为人有无法被历史磨灭的闪光点，而不应该被随意地认定为一种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懒惰”或“保守”。

　　在影视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是曾经火出圈的《漫长的季节》。这部由班宇担任文学顾问的剧集里，主角王响虽然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为人也有其偏执的一面，但他正直善良、勤奋热情，因此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也就是说，“双雪涛”们最大的贡献或许是让大家都看清了父辈的性格以及他们复杂的人生经历。此后，那已经逐渐老去、退出历史舞台的父辈不再是文艺作品里“怪诞的人”，而是被还原为“普通的人”，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好人”。

　　小说中的人生困境变成电影里的个性使然

　　只是，我们还是要问，“双雪涛”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难道只是靠描写父辈的“仗义”“质朴”，就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吗？显然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与其说“双雪涛”们在创作中为父辈做了修辞意义上的“辩护”，倒不如说，他们生动、真实地写出了父辈所面临的困境。

　　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表面上叙述的是一桩发生在1995年平安夜的悬案，实际上谈论的却是主人公们所拥有的生活是如何“破碎”的——李守廉之所以会犯下罪案、走上绝路，导火索就是被女儿李斐需要9000元的初中择校费所困。

　　值得注意的是，9000元初中择校费的难题也出现在了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里。这一情节在同名电影中也有表现：当老师批评安德烈，并提出不许安德烈上自己的课时，安德烈立刻回嘴：“那你应该退给我五分之一学费，1800元。”安德烈的父亲面对校领导和老师谦恭卑微、委曲求全，转而又发了疯似的毒打儿子的原因，或许也与这笔择校费有关。

　　然而，不管是《我的朋友安德烈》还是《飞行家》，似乎都将主人公的人生悲剧归因于某些更为个人化的理由，甚至是某些生活中的机缘巧合。比如，在电影里，安德烈最终在一场惨烈的家庭暴力中意外“退场”，看上去，如果不是他的性格实在太过倔强或怪异，事情似乎就会有另一个不同的走向；又如，《飞行家》中的李明奇没能实现自己的“飞天梦”，似乎只是因为运气不好，引人猜想如果他的飞行器没有意外炸伤自己的小舅子，如果他能早一点儿得到合适的零件材料，兴许他就能成为东北版的“马斯克”。

　　换言之，当“双雪涛”们在文学创作中开始理解并拥抱父辈，开始重新追寻、阐释他们陷入人生困境的时代原因，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却选择了闪烁其词和回避。事实上，安德烈之所以要帮李默争取年级第一名，希望李默能够因此被保送去新加坡上学，是因为后者的母亲随富商走了，而李默的母亲之所以要抛下李默父子，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她的个人道德缺陷或夫妻感情不睦，而是和受困于择校费一样的“不富裕”与“没希望”闹的。

　　为什么安德烈最终会被集体排斥，只能做个默默看着同学们合唱的“局外人”？为什么李明奇的“飞天梦”注定不可能实现，只能化作小说结尾的幻想？当电影创作者自己没有答案，也就不打算向观众提供答案。也正因如此，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就成了一部“郭敬明化”的青春伤痛文学，每一个镜头都在拼命煽情，告诉观众如今李默的心有多“痛”，他年少时的经历就有多“疼”；电影《飞行家》则成了一部“年会不能停”式的职场温情喜剧，用工友们的互帮互助完成了一个非常“科幻”的大团圆结局。

　　正是在这里，文学和电影在气质上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所以观众得到的只是一种无名的忧伤和感动，却根本无从得知这些情感到底从何而来。

　　成为父辈的“双雪涛”们又该如何讲述自己

　　“双雪涛”们的作品能在文坛上异军突起，激发许多学者和读者的共鸣，就因为他们笔下的父辈尽管有自己的局限性，尽管无力拯救自己的生活，但他们人性中的正直与尊严，尤其是他们对不义和不公的反抗，让小说拥有了一种内在的明亮。在当代文学史中，这些东北作家最值得被铭记的地方，就是重新擦亮了“父亲”这个角色，在文学创作中达成了“父”与“子”的和解。

　　双雪涛出生于1983年，从年纪上看，如今也已成为父辈，身为80后作家的郑执、班宇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摆在“双雪涛”们面前最紧要的问题或许是：他们又应该如何向新的“子一代”讲述自己，如何告诉他们生活的真相？去年有两个和当代年轻人有关的年度热词：一个是在社交媒体上风靡一时的“爱你老己”，另一个是在视频平台上的年度弹幕“致敬”。表面上看，它们都代表了年轻人对自身主体性的重视，但细究之下，又不难发现年度热词在指向性上的空洞与抽象。“爱你老己”有善待自己的意思，可到底什么样的“老己”是值得爱的？被“致敬”者应该是生活中的榜样和模范，可到底又有哪些具体的品质与个性，是值得年轻人一定要去学习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是“双雪涛”们在小说中反复叙述、探讨的主题。他们理解了父辈的“失败”，也就读懂了他们的“成功”。可遗憾的是，在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飞行家》中，一切具体的时代因果似乎都已被抽空，叙事退守于私人创伤的悼念与怀念。

　　在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李默因为成绩进步，终于能从后排搬到前排时，安德烈絮絮叨叨地提醒他，不要忘记钢笔水，不要忘记草稿纸。其实，在同名小说的结尾，当李默到精神病院看望安德烈时，他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些提醒。与其说这是安德烈的“疯言疯语”，倒不如说，这才是他一生之中最温暖的回忆，是他绝对确定的情感落点。哪怕被老师羞辱、被父亲毒打、被时代淘汰，他都仍然认为有一些道理和规则是必须坚持的，有一种尊严和价值是必须去维护的。

　　可惜的是，这个关键的情节在电影中没了踪影，导致影片就像李默产生的精神分裂式幻觉，难以找到坚固的价值锚点。而“双雪涛”们在文学中关于命运与生活两者关系的严肃思考，也因电影改编，消融在了大银幕上东北的凛冽与苍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