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涵

　　翻拍从来不是影视生产中的新现象。海外剧、网络小说、经典IP不断进入项目储备库，其立项节奏普遍快于原创开发。一些翻拍剧在启动阶段便已获得较高的投资体量、成熟的制作班底与明确的宣传路径。从资本角度看，这类项目拥有现成故事与既有受众，市场预期也相对清晰。然而，播出后真正能够兼顾口碑与收视的作品并不多见，反倒是播出前声量充足，播出后反响平平的例子屡见不鲜。

　　翻拍难以到达预期，症结往往不在题材选择，也不是观众口味变幻莫测，而是行业习惯性地将翻拍视为“低风险路径”，而长期低估了改编创作的难度与复杂性。

　　改编不是搬运，而是重建

　　无论是网络小说改编还是海外剧翻拍，制片环节往往默认原作已经完成了结构与人物建构，似乎只需在既有框架上进行情节取舍与场面转换即可。然而，新的叙事语境决定了这种简单的移植并不可取。网络小说的叙述方式、节奏安排与影像表达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海外剧的社会语境与本土观众的情感经验也并非天然对接。因此事实上，翻拍既要回应观众对原作的情感记忆，又要在新的文化语境、审美环境和市场结构中重新确立叙事逻辑。这种双重需求，必然要求剧本改编做出一次结构性的重建，而非表面调整。如果在项目启动阶段就将翻拍视为相对稳妥、风险较低的运作路径，而没有为文本重建预留足够的创作时间与空间，那么后续制作力度再大，也难以弥补叙事上的缺口。

　　可以说，剧本改编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创作工作，并不比原创更简单，在很多情况下，它的难度甚至更高。

　　以我作为编剧的电视剧《东宫》改编为例，原著小说体量十余万字，但前期案头工作的文字量多达90万字。面对原著小说，电视剧的故事背景需要重新构建，人物关系需要逐一推敲，情节推进需要精妙编织，人物动机需要在连续剧的结构中获得更充分的支撑。小说中依赖叙述视角与心理描写完成的情绪积累，在影像表达中必须通过行动与场面来建立。许多在文本中自然流动的段落，一旦转化为镜头语言，便显得空洞或拖沓。

　　改编过程中最耗费精力的，不仅是拆解与重组原本的叙事系统，更多的是创作新的内容。新增的人物关系、情节线索和情感推进，必须遵循原有脉络继续铺陈，在原有肌理之中继续延展，使其在逻辑与情感上自然衔接。它既不能偏离原作人物的性格基础，也不能破坏原有情感走向；既要回应原著埋下的伏笔，又要在新的结构中形成前后呼应。这种不能另起炉灶的再创造，使新增部分与原作气质相契合，同时在整体结构上形成更为紧密的因果与层次，是剧本改编最困难的部分。

　　翻拍亦然。以翻拍自《无间道》的《无间行者》为例，原版已是成熟文本，但马丁·斯科塞斯并未停留在对原版情节复制的层面，而是将故事放置在美国波士顿的社会结构之中，重建权力关系与人物心理。相同的卧底设定，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伦理张力与命运走向。它之所以成立，正因为创作者完成了结构与气质的再建构，而不是场面与桥段的生搬硬套。

　　情节可以对应，场面可以复刻，但人物的精神结构与社会语境若未重建，作品便难以获得独立生命。没有成熟的原创能力，改编只能停留在情节拼贴层面，无法在既有文本之上完成新的表达秩序。

　　改编环节中剧本的作用需受到重视

　　翻拍剧所暴露的问题，并非个案的失误，而是剧本创作环节在项目运作中长期被忽视的结果。

　　翻拍项目的启动，往往从版权评估开始。原作的知名度、既有受众和市场预期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版权费用一旦确定，资金分配与制作周期随之明确，拍摄与宣发节奏也被提前安排。在这样的运作背景下，剧本改编更多被视为落实方案的一环，它承担的是把既定资源转化为剧本的程序，而不能参与项目的整体构想与方向判断。项目管理强调进度与回报预期，改编剧本需在既定节奏中完成，时间安排也随制作计划同步推进，编剧自然也要在预算与周期框架之内挑选。翻拍剧中常常出现的各种问题，正是项目启动逻辑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归根结底，翻拍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剧是否站在决定结构走向与叙事路径的专业位置。在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中，改编始终被视为与原创并列的创作类型。前文所提到的《无间行者》，在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编剧威廉·莫纳汉的创作被单独确认。奖项的设置与授予本身即是一种制度性表态：改编并非附属工种，而是具有独立价值与判断标准的创作门类。

　　事实上，英国电影学院奖与艾美奖等重要奖项均设立改编剧本奖，与原创分开评选。这种区分表明行业内部承认改编的复杂性——它的评价标准、创作难度与原创不同，却同样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这一制度性认知，恰恰是翻拍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相比之下，国内多数重要影视奖项仍将原创与改编合并评选，仅个别奖项（如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单设类别。评价机制上的差异，反映出行业对改编复杂性的认识程度。

　　所谓“翻拍难”，并非故事匮乏，而是长期低估了再创造所需要的原创能力。若改编始终不能被视为具有独立难度与专业门槛的创作类型被认真对待，其结果不仅是翻拍项目质量起伏不定，行业也难以培养和建立稳定而成熟的改编生产能力。

　　需要认清的是：翻拍并非低风险的复制，也不是低成本的路径。它作为一种对既有文本的重新书写，需要更高的创作密度与更充分的准备时间。面对翻拍屡屡失手，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观众审美，也不是原作价值，而是我们如何认识“改编”这一创作类型，以及如何安排编剧在创作链条中的位置。只有当创作成为项目的起点，翻拍才可能获得新生。

　　（作者为影视编剧，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

　　《文汇报》（2026-02-28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