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柳青

　　3月8日下午，舞蹈剧场《素食者》结束首轮的最后一场演出，当天，社交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评论：“这是今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最好的礼物。”

　　作家张怡微看了3月6日的首演评论：“没想到是这样表现肉和暴力。‘树火’有点惊艳。”《素食者》是前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韩江的代表作，小说原作的第三章《树火》，姐姐仁惠想起某个清晨看到山路尽头的树林在晨光中好像燃烧的绿色火焰，她猛然意识到：“那不是温暖的言语，不是安慰和鼓励人心的话语。相反，那是冷酷暴烈、令人颤栗的生命之语。”韩江的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舞蹈剧场，创作者们拒绝给出息事宁人的“安慰话语”，小说家在文本中，改编者在剧场里，先后发出“生命之语”。

　　舞蹈剧场《素食者》最初被认为“没有流量”而不被看好，首演时的上座率刚过七成，一夜之间，这部作品因少见的“社交网络零差评”激发普通观众的好奇，首演第二天，后续两场演出几小时内售罄。文学改编的剧场，以及高度风格化的舞蹈剧场，能在商业演出市场中找到有需求的观众，这样的《素食者》就像小说里姐姐仁惠看到的“在微光中倾诉的、如同绿色火焰的树木”。

　　为什么是“舞蹈剧场”

　　舞者出现在昏暗的舞台上，他们的服装和肢体造型看起来既是人又是树。舞蹈剧场《素食者》开始于在小说中没有正面描述的英惠的梦境，她做了这个怪诞恐怖、无法对他人言说的梦，梦醒后决定成为素食者，进而拒绝进食，她的身体变形成为植物般的存在。

　　《素食者》的戏剧构作庄稼昀在2016年第一次读到小说原作时，她就认为这是一部适合改编成舞蹈剧场的特殊作品。韩江的小说是高度感官化的，文本充满关于嗅觉、触觉、听觉和视觉的描写，英惠的身体变形成植物，意味着她承受的创伤和她发起的反抗与直接的身体形态相关。小说的这种特质和舞蹈剧场的特点形成呼应——不依附于语言和情节，用身体表达在特定空间里形成直接的感知。

　　韩江的小说分三个章节，从丈夫、姐夫和姐姐的三个视角，评述“英惠拒绝吃肉”这件事，平庸的丈夫冷漠地抱怨妻子疯了，艺术家姐夫对小姨子有不可告人的欲望，含辛茹苦的姐姐不能真正地理解妹妹但朦胧地意识到她们姐妹的命运是彼此的镜像。庄稼昀改编时保留了原作结构，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段序幕，小说中存在于英惠回忆里的“童年杀狗”事件被提到舞剧开篇。导演、编舞江帆把这段私人记忆改编成一场群舞呈现的公开事件，现场音效制造刀刃划破血肉的声音，英惠和她所在的人群一起狂奔。序幕的这段群舞成为统摄全剧的明确隐喻，英惠最深的创伤来自于她童年盲从的一桩暴行。

　　小说中的英惠是存在于他人讲述中的“题材”，她本人虽在场但失语。庄稼昀和江帆始终相信，舞蹈的意义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让表演者和观众一起“住在故事里”，英惠不再是被看、被议论、被评判的客体，舞蹈剧场让她的处境、她的抵抗和她的感受成为观众感知的一部分。丈夫公司聚餐的段落，英惠被强迫穿上束身黑裙，光脚的她在穿着高跟鞋群舞的人群里是异类。家庭聚餐和医院强行喂食的两个段落，导演不断利用独舞和群舞的对峙、群舞对独舞的围剿这些具象场景，揭示“正常生活”背后暴力维护的秩序。

　　韩江在小说中思考的不只是女性面对丈夫或父亲的困境，英惠挣扎于从一个充斥着强迫和戕害的秩序中脱离，所以她对姐姐说“所有的树是手足”，她倒立着向土地扎根、变成一棵树。舞台上，高处垂下的胶带围成一圈看起来透明但真实存在的“界限”，是英惠不惜一切要逃离的困城，她要挣脱这个不合理的残酷秩序。庄稼昀、江帆和这群舞者的勇气在于，他们触达了小说《素食者》的精神气质，用舞蹈的语言、舞蹈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同一主题的思考。小说的原文本作为旁白出现，然而既不是文字解释了舞蹈，也不是舞蹈演示了文字，这是舞蹈和小说、中国的年轻创作者和诺贝尔文学奖作者之间完成一场对话。

　　可不可以“不舒适”“不讨好”

　　庄稼昀在2016年把《素食者》推荐给江帆时，她读完的第一感受是“不舒适”。她们各自用了近十年来思考和面对这些“不舒适”，在舞蹈剧场《素食者》的编排中，她们和英惠一起，没有粉饰韩江写下的伤害、剥削、种种显性和隐形的暴力，她们也没有被困在受害者的叙事中，从“说英惠”变成晦暗中爆发的“英惠说”。英惠和丈夫的双人舞段落，丈夫反复试图给英惠套上合适的衣服，让她陷在“向来如此”的规则中。面对男人无视边界的冒犯，英惠是虽然弱势但倔强捍卫自己的一方。最重要的是英惠和姐姐仁惠的双人舞。被张怡微评价“惊艳”的“树火”段落，这对姐妹在舞台上的舞蹈动如参商，编舞在这里构建让人心碎的场面，两位女舞者之间动作呼应却永远不能正面相对——妹妹一意孤行地走向内心世界，姐姐含辛茹苦地承受现实磨损，无法舍弃或逃离现有的秩序。

　　《素食者》的最后，仍被现实束缚着的姐姐把身边难以忍受的一切当作一场没有醒来的噩梦，她在妹妹的身上看见另一种可能。这部舞蹈剧场同样让观众看到“另一种可能”——舞蹈可以不唯美，剧场可以表达“不舒适”，这些不讨好、不取悦、甚至带着冒犯感的表达，同样有可能是剧场和观众期待许久的“生命之语”。

　　《文汇报》 （2026-03-10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