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彦

　　上海城外，万福与小月短暂相逢。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强行充军的厨子，一个随小姐助演活报剧的丫鬟，1937年，本该新婚的他们于战火中离散、错身，别后天各一方……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在CCTV-8和爱奇艺热播。剧中这段乱世流离下的匆匆一面，前景给了被推入战争浩劫的平民，后景是整个抗战时期在街边巷尾、田间地头唤醒无数民众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未必是剧中情感浓度最烈之时，却高度浓缩了彼时社会的剖面，也暗示了历史的必然。

　　日前，在接受文汇报独家专访时，导演张永新评价这一幕：“14年抗战，这出活报剧轰动神州大地，因为‘九一八’是全民族深切的痛；‘高粱叶子青又青’唱了一遍又一遍，它和许多抗战中的文艺作品都激起了民族抗争的意识、全民抗战的力量。这与我们想用平民视角、人民史观讲述抗战故事，在逻辑上是统一的。”

　　中国影视的谱系里，抗战题材之所以常拍常新，张永新说，“历史”是最铿锵的回答。“创作上有个原则——历史是谁的历史？我以为是我的历史、你的历史，是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所以《觉醒年代》后，他选择投身这部作品，“‘贴着地皮’去看那场持久战里具体的人，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角度来认知中华民族精神的高贵，认知中国为什么一定赢”。

　　战火，炊烟

　　“和平年代，一蔬一饭都是寻常。时间倒退80多年，若告诉你这碗饭来自日本的米店，吃还是不吃？”导演借剧中之争，道出他被“战火与炊烟”双线结构触动的原点。“抗战时，不仅前线沙场硝烟弥漫，后方也是战场，米饭可以是跪着或站着的标尺，柴米油盐里存在小节和大义的冲突，那是另一种意义上战争的窒息、残酷、剥夺。”

　　2023年春天，上海定时文化的制片人穆小勇携剧本找到张永新。传统阴阳鱼耦合的架构让导演眼前一亮：张云魁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步步转变，厨子孟万福从苟且偷生到堂堂正正地成长，构成命运的流转。而剧本中，张汝贤与儿媳丁玉娇的一场戏，看得他心潮澎湃、泪流不止。“乱世风云和个体浮沉交织，中国军民在前线和后方抗击侵略者的奋斗与牺牲融为一体，我想我可以和创作团队一起奔赴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双线叙事始于淞沪会战爆发。旅长张云魁刚入家门即辞家人，领命带队开拔，留下老父张汝贤与身怀六甲的妻子丁玉娇。也是八一三那天，韩小月还在盼着婚礼到来，却不知新郎孟万福在取喜服的半路被暴力充军。命运齿轮转动，一边是张云魁踏上迎战之路，另一边，他的家人与万福相互扶持着辗转上海。剪不断的前线与后方，家与国，山河同在。

　　区别于常见的抗战叙事，为国、为家拼命的张云魁和孟万福们没有确凿的历史原型。“这既是更大的创作空间，又何尝不是沉重的‘镣铐’。”张永新用了极为慎重的修辞，“因为主人公们虽不从历史书中来，但他们身上总有先辈、英雄们的影子，有历史洪流裹挟下无数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情态。”信史与艺术虚构间的创作平衡，充满“度”的难题，而他信奉，“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战火”前线，武器、军装历经严格考据。小到一枚新四军军装的臂章，以皖南事变为界，会随服装制式的改变而更迭。“不能预设观众不懂，这是很傲慢的。”在张永新看来，服化道精益求精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创作者必须翻过的山。

　　表演层面亦如是。“真实的淞沪会战，战地区域地表浅，战壕挖不到30厘米，就有地下水涌上来。很多时候，战士们在积水中厮杀、在积水里倒下。”导演记得，拍摄剧中白家宅一役，正是盛夏，地表温度近50℃，阵地上、战壕里的积水在高温下早成了脏水。“置身那样的环境，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感觉会穿越历史扑面而来，你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那一战，于连长被流弹击中，仰面倒在孟万福眼前，污水顷刻漫上耳眼鼻口。“观众隔着屏幕尚且受到视觉冲击，现场，存了20多天的积水隔着好几十米都能闻到刺鼻味道。可只要不喊停，演员就一条条拍，一次次被脏水倒灌。”后来，从脏水里起身的张晶伟告诉导演，创作者都抱着一样的心，希望能离真实近点再近点。

　　“炊烟”后方，1937年到1945年，乱世中的上海时局变幻莫测。张永新许多次向许静波带领的历史民俗顾问团队发问，不同的人物身份该配什么样的纸笔，街上哪些人戴礼帽、穿皮鞋，林林总总都要基于史料支撑，“言必有出处”。

　　有时候，问题还很苛刻。剧中鸠占鹊巢的张云旗要给丁玉娇施压，感慨塌棵菜一天一个价。张永新问，能知道具体日子对应的物价吗？最好精确到日、锁定到法租界内或外。“我自己都觉得太霸道‘无理’了。”但团队报以精准的学术开掘，因为创作理念一致——“硝烟对撞人间烟火，炊烟变了血色。一天之差、一条弄堂之隔，物价可能天差地别，这是战争对百姓戕害很具象化的体现。”

　　英雄，平民

　　第一集，张家父子就有一场关于“才”和“气”的对话。张汝贤借赵孟頫与颜真卿之别提点即将上阵的儿子：“颜鲁公自始至终用正锋，刚劲独立、锋绝剑摧，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待得知战场“噩耗”，老太爷悲恸有之，但所求不过“云魁死得其所”。

　　“抗战剧很多珠玉在前，少不了英雄叙事。”在张永新看来，《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特别，还在于编剧在人物成长弧光之下埋了层思辨，探讨何以为英雄、何以为中华民族。

　　对比家训教导“能无惧而已矣”的张云魁，信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厨子孟万福，出场必然算不上英雄。他安于市井凡俗，被抓去充军，一心想钻狗洞逃跑，宁可自贬“‘贱’出全民，我就是条虫”，都要贪图一个“生”。侥幸从战场生还，与张家妇孺老幼相互扶持着到上海，趋利避害仍是本能，所念所及无非“活下去，找小月”。如果说在白家宅、在柳镇的惨烈战斗中，眼睁睁看着战友“全打没了”，给了他心上重重一击；那么在上海法租界，他与丁玉娇爆发冲突，让他开始看见，什么是云魁他们眼中的“大”。

　　张云魁就是天生英雄了吗？“他也有他的混沌、短板。”张永新说，“云魁曾抱定‘军人必须死于国’，当发现自己为之付出、牺牲，为之捍卫的所谓‘国民政府’，其上层是如此颟顸、荒唐，其内部上下如此中饱私囊，他苦苦挣扎。”蒙冤、申冤、四处寻机打鬼子，一路颠沛流离，他顶着孔二包之名，走过南京、武汉、徐州、台儿庄，“从至暗时刻到心向光明的抉择，他身为军人对使命的坚守、信仰的蜕变，是个觉醒的过程。”在他身上，八千里路的“路”，是个体在乱世浮生中确立信仰、追随信仰之路，是那个年代无数进步青年心向延安之路，也如开篇娓娓道来的家书所言，是“我们家”与“我们国”一里一里从最深的夜走到天明的迢迢长路。

　　云魁与万福的镜像关系身后，同样有英雄出自平民的精神进阶。曾养尊处优的丁玉娇被抛到社会底层，不仅铅华洗尽，还将要经受大荣大辱。“她濒于绝境时奋起抗争，到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完成她理想的奔赴，恰恰体现中华民族女性最壮美的一面。”还有白家宅的中秋月下，唱着家乡小调的五湖四海兵，从讲述家仇到誓守阵地、肩负家国道义，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陡转，看似偶然，实则战争洪流裹挟下的必然。

　　张永新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定位全景式百姓抗战剧，就是尽可能铺开那个年代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人士抗战的图景。“何为英雄？何为狗熊？不仅是那个年代，也可以观照当下。”194天的拍摄周期，他给演员们说戏，故事里面对个人尊严、国格、价值观的绝境，有苟活的人，更有宁折不弯的人，“我常常讲着讲着眼泪流下来”。

　　在他看来，芸芸众生都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关键在乎选择。“我们渴望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些许自己的身影。因为一个民族的伟大，正在于普通人能在关键时刻超越小我”。

　　月圆，月缺

　　全剧开篇，丁玉娇在家书里开宗明义，她的月明有两个父亲，一个给予生，一个护他命。张永新补充，在老太爷张汝贤的视角，云魁与万福又何尝不是两个儿子。

　　剧中的张汝贤身为传统士人，以一身风骨诗礼传家。云魁儿时，父亲给他讲了很多遍屈原，每每听到屈原投江而亡，云魁嚎啕大哭。后来，老太爷一字不差，把屈原的故事原封不动又讲给懵懂的孟万福，告诉他，世上就是有些人会为了一件事“虽九死其犹未悔”。“张汝贤和张云魁是父子，还是精神文脉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讲，在老太爷教诲中开蒙的孟万福也是张汝贤之子。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正是民族精神力量的浩然之气，在血脉相传、文脉相承中让一代代人完成自我精神世界的建构。”

　　正因此，张永新的剧作里从不缺文化意象、东方美学。他用赋比兴，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用留白，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所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道边的石像生、溅满血的棉花、马头墙下风中摇曳的宫灯……种种“写意”，建立在扎实的“写实”之上——细节经得起推敲、情感立得住，他才把抒怀表意的功能交付一个空镜、一段留白。

　　这个故事里，九个中秋串起家国命运。第一个中秋，尚在南京的丁玉娇与张汝贤在防空洞里举头望见被残垣隔得支离破碎的明月，战场上的张云魁吃着孟万福用菱角做馅的月饼，月光清冷洒在大地，更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愤苍茫。“寄月抒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情感表达，一轮明月递相思、寄乡愁、盼团圆，每个中国人都能读懂阴晴圆缺的意味。”张永新说，正如荡气回肠的剧名取自岳飞《满江红》，如颜鲁公、屈原、辛弃疾等承载民族气节的历史中人一一出现在剧情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感知这些融于民族血脉的文化符号，我们与观众的审美是相通的”。

　　事实上，电视剧蕴含的古典韵味不止于剧情、画面。剧集同名片头曲，作曲张镒麟赴上海、苏州、舟山等地采风，拜访昆曲名家严亚芬、朱为总，又请来北方昆曲剧院首席演员高雪等录制。正是在大量昆曲熏染中，编曲渐有眉目——以童声合唱表现抗争，用唢呐演奏昆曲《朝天子》曲牌，“童声的纯净与抵御外侮的激昂，极具冲击力，会穿透历史而来，唤醒藏于骨血的文化基因”。片尾曲《九个月亮》则是导演在创作会上的即兴灵感，“九个月亮在天上/九个月亮在水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歌词取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名句，诗圣在忽闻战乱平息后的狂喜之情，虽隔千百年，“能让我们从多个维度理解战争，理解中华民族的心胸与格局”。

　　“我是山东人，从小家里老人就给我讲抗战的故事。”张永新说，他想借电视剧告诉观众，中华民族不好战，但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民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烛照了多少仁人志士，这样的传统始终绵延、余弦不断。”

　　当《八千里路云和月》带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信仰同观众相遇在此刻，纵然市场剧变，因为总有审美相通、精神契合的观众，“我不会改变”，张永新如是说。

　　《文汇报》（2026-04-14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