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旭

　　2026年，有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却被两种完全不同的语气讲述。

　　一件事是Seedance 2.0的亮相。名导试用，春晚加持，“人人都能当导演”的呼声铺天盖地。媒体的兴奋是真的——谁不希望创作门槛降低？谁不想过一把导演瘾？另一件事，是横店的短剧演员通告群安静了。吴维斌，过去两年半每月出工二十余天，今年二月起再无通告。陈雨汐，2023年入行时日薪三千，走过红毯，年后投出的简历杳无音信。有制作公司因为平台政策变动，刹停真人剧拍摄，急速转型AI剧，真人剧组成员因此不得不另谋出路。

　　这两件事不在同一条新闻里。前者冲上热搜，后者只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流里被推给同行，把它们放到一起看，才能看清这场技术变革的实际情况：有人进入新世界，有人不声不响地出局。而这两件事之间，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但一个健康发展的行业，不会把“效率”当作唯一标尺。它会同时衡量多个问题，比如在这场升级中，有多少人获得了新的可能，又有多少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技术带来的增量，是否足以覆盖它造成的减量？那些被速度抛下的人，是不是也被纳入了未来的蓝图？这不是对进步的否定，只有当一个行业开始认真清点自己丢下了什么，它的进步才是扎实的、完整的、可持续的。

　　出局的人，喊不出“拥抱AI”

　　关于AI冲击，眼下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有实力的人不会被替代，学会用AI才是出路，AI相关岗位月薪数万，复合人才机会大把。这些话单独拎出来哪句都不错，放在一起却只说了一件事：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

　　当行业用“拥抱变化”打发那些处于转型夹缝中的人，它实际上是在进行责任转移——一个结构性的代价问题变成了个人适应能力的问题。不适应？你太失败。跟不上？你太懈怠。行业本身呢？它只负责进步。

　　在影视行业底层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如果没有系统的教育背景，没有数字技能的基础，没有在转型空窗期还能活下去的积蓄，大概会在2026年的这场亢奋里黯然退圈。近期，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易凯资本合伙人王冉预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影视行业专业制作机构的工作岗位将消失至少30%—50%，这种消失是结构性的。当一个人的创意能驱动过去100人的产能时，消失的不仅是那99个岗位，还有支撑这些岗位的整个辅助体系。如今，行业告诉大家门槛变了，但没有人说谁来承担变化的代价。收割红利的人和承受代价的人从来不是同一群人。这件事有时候被称为“进步”，但对于被进步抛下的那些人，它有另一个名字。

　　500元：一张脸的定价

　　3月23日，演员吴维斌在腾讯新闻“热问”栏目发布的自述文章引发广泛关注。他在文中写道，业内有制作公司发布通告，以500元收购演员肖像权，用于生成可无限复制的虚拟角色。很多演员声讨，因为一次性卖断等于永久典当了职业未来。但也有不少人默默妥协了，收钱，退出通告群。

　　500元。

　　这是一张在横店的烈日暴雨里浸染了数年的脸被标出的价格，不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一方掌握全部筹码、另一方除身体外几无所有时才会出现的数字。

　　不只是吴维斌。模特“七海Christ”控诉自己的脸被AI短剧拿去演丑角，商业价值受损；时尚博主“Chuchu”的照片被盗用为换脸模板，自己的身体安上了成千上万张陌生人的脸；有媒体暗访发现，用明星的脸生成一分钟AI视频只要800元。从横店群演到顶流明星，屏幕上演员的身体都是被高度规训的劳动工具，在酷暑里一秒入戏，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在导演指令下急速切换情绪。体力上的、情感上的、时间上的消耗，构成了影视生产中最基础也最容易被无视的部分。

　　本雅明曾用“灵韵”形容只属于当下时刻的、不可复制的艺术气息。他说，机械复制时代的灵韵在消散。到了今天，灵韵被数据化了——拆解、学习、重组，变成随时可调用的素材库。演员的表情、声音、眼神都能被分析为可学习的参数，一个鲜活的人类站在镜头前特有的、无法预设的生命质感还剩多少？而且问题是，AI没有替代演员的劳动，它直接取消了这类劳动被承认的资格。“降本增效”的逻辑下，过去在片场流的汗、熬的夜，已经从“付出”变成了“成本”。韩炳哲批判的“效能社会”，在创作领域化作一种新的暴力：催促一切趋向平滑、快速、可复制，依赖直觉与时间沉淀的慢功夫正在失去存在的理由。

　　可艺术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偏偏就藏在这些慢功夫里。

　　“公正转型”，一个需要关注的概念

　　从业者开始谴责行业的野蛮发展，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另一件事：技术进步需要社会付出代价，这本来是可以被谈论、被分担的。

　　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在讨论高污染产业退出时常提到一个概念：公正转型。意思是，旧生产方式被终结时，受影响的劳动者不该独自扛代价，社会有责任为他们提供再培训与过渡保障。这个框架放到AI冲击下的影视行业里，同样适用，甚至更迫切。

　　先说数据权益。训练AI模型所用的海量面部与表演数据，是活人一帧一帧演出来的。这些数据如今滋养着能创造巨大商业价值的虚拟角色，但数据的提供者，几乎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行业需要真正可操作的数据权益机制，并非低价买断，而是让提供了身体与时间的人持续分享收益。4月2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AI换脸合成、声纹克隆、擅自抓取演员数据等问题频发，将正式启动全网侵权监测与批量维权；4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4月6日，红果短剧官方账号发布了《关于持续治理AI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已处置作品670部。在美国，好莱坞演员工会SAG-AFTRA在2023年的罢工谈判中，要求将AI人物复制写入合同保护条款；加利福尼亚州在2024年通过了AB2602法案，要求在AI数字复制品取代表演者实际表演前，须获得明确的知情同意。这道保护屏障，中国影视行业也正在逐步建立。

　　其次是过渡保障。多家平台宣布加码“精品内容”，资源正向头部集中，整个从业群体则未必受益。是否可以考虑设立行业转型基金，为愿意学新技能但无力撑过空窗期的从业者提供基本支持？国内外实践表明，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或提供定向支持，系统性分担转型成本是可行且必要的。例如，在新冠疫情导致旅游业停摆时，黄山市便利用行业空窗期，投入超千万资金为上万名导游发放人均1200元的补贴并开展培训；广东高州市对柔性引进的微短剧人才，给予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在新能源领域，2020年1月，欧盟提出了可持续欧洲投资计划，其中的公正转型机制就旨在为受产业变革影响的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训和生活过渡支持。这不是慈善，是行业升级本该纳入的社会成本。它不该被隐形化，不该悄悄摊进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身上。

　　最后说说“协作”。眼下行业说的“人机协作”，实际操作是AI生成、人来操作，人变成了工具的工具——AI抽卡师便是由此诞生的职业。但协作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保留那些AI做不到的东西，让从业者继续以“人”的身份参与生产，用真实的生命经验触动观众。青年导演杨亮在AIGC短片《你好，大头》中主动利用AI的不稳定性，以少量提示词激发AI的创意，但保留了传统手持镜头的呼吸感，将摄影机的特性转化为艺术语言，“全部素材大概只用了四分之一，我想看看AI可以把画面玩到什么程度。比如开头提醒大头快迟到了的狗子，就是抽卡抽出来的意外惊喜。”真正的协作，是让AI承担可标准化、高耗时的试错与生成，而人则专注于提供独一无二的审美判断、情感深度、生命洞察与哲学思辨，这些正是效率无法丈量，但却是艺术最触动人心的核心。表演的核心从来不是效率，而是那份源自真实生命经验的灵韵。

　　影视行业之所以能够产出打动人心的作品，从来不仅仅依靠技术和资本，更依赖一条完整的人才链条。当AI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介入这条链条，它淘汰掉的不仅是一个个岗位，更是一种经过长期磨合才形成的行业生态。这种生态一旦断裂，修复的成本远高于预防的成本。那些被甩出体系的人，带走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他们在无数次试错中积累的经验直觉，在无数次配合中形成的默契与信任。这些东西写不进简历，也编不进AI的训练数据，却恰恰是影视创作中最难以量化的核心资产，若用一部分人的出局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加速，行业终将失去宝贵的创造力。

　　贾樟柯用Seedance 2.0生成《贾科长Dance》，他依然是贾樟柯。他的不可替代性不源于工具，而源于几十年来对中国现实的注视与记录。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AI会更深地介入创作，重塑从生产到接受的全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清醒而温热的人文视野——或者说，刹车片。

　　“人人都能当导演”这句话真正面向的，不是贾樟柯，大师们天然站在技术变革的安全区里。它面向的是那些住在横店隔断间里每天刷通告群的年轻人，是用肉身经验换了一点立足之地，如今却被判定出局的一线从业者。真正令人期待的技术民主化，不是人人都用同一套工具生产内容，而是让更多被忽略的故事与面孔有机会被看见。

　　如果技术的升级最终只是让有话语权的人更高效地筛选掉没有话语权的人，那无论打出多少个“未来已来”的标签，也不过是在假装体面，将人类扫地出门罢了。技术可以进步，但人不该只是进步的燃料。AI越来越像一个完美的导演，这个行业最该做的事情，也许是回过头去看看那些正在被丢下的人，认真想一想：一场不淘汰任何人的升级，有没有可能？

　　这不是温情主义。

　　这是行业在谈论“未来”之前，该偿还的一笔旧账。

　　（作者为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讲师）

　　《文汇报》（2026-04-15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