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昕

　　六个故事，三位编剧，横跨神话、历史、科幻与寓言，这样一锅“杂烩”能端得稳吗？这大概是不少观众走进剧场前，心中会泛起的疑问。

　　在《三妇志异》的舞台上，王宝钏、花木兰、白素贞、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哪吒，轮番登场，她们被重新讲述、被重新看见，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她世界”图景。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或许不是这些经典形象被翻案得如何彻底，而是三位编剧在创作技术层面呈现出的不同路径：有人让价值观退后一步，让人物走上前来；有人以价值观驱动叙事，精准击中观众的情感共鸣；有人则以诗意的感知和意象为核心，试图打捞历史缝隙中的“异见”。这些分野也许不是高下之别，而是不同创作取向的各自展开，也恰恰为当下女性题材戏剧的创作生态提供了一卷值得细读的样本。

　　让人物自己说话

　　温方伊在《三妇志异》中交出了《慧眼》和《蛇精之家》两则短剧。在我看来，它们在整部剧集中最具传统剧场质感，没有强求情节的整一性，也没有全方位的观点输出，却颇有中国传统戏曲折子戏的趣味。

　　《慧眼》取的是王宝钏封后之夜拜访代战公主的一个片段，《蛇精之家》假设的是许仙在金山寺之前忍不住与白娘子摊牌的场面。两个剧的“前因”都没有正面交代，“后果”也都是开放的，但此时此刻，内厅里的风暴却被写得饱满而充盈。这恰恰是温方伊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特点，她擅长写佳构剧和客厅剧，冲突往往在人物的处境和欲望中自然生长。

　　王宝钏的那句“我不爱他”砸得十分响亮，而支撑这句台词的，正是此前层层铺垫的心理逻辑。18年的等待被重新编码为“长线投资”，当爱被抽离之后，剩下的只有对功绩的欲望，她要在薛平贵身上证明自己的眼光没有错。这种心理层次的剥露，靠的不是台词的直白宣告，而是代战公主步步紧逼的追问与王宝钏逐渐卸下防御的节奏控制。

　　许仙与白素贞之间的摊牌戏更是层层剥开。从恐惧的借口到供养关系的真相，再到“你太能干，让我矮了一头”的怨怼，每一层转折都有扎实的人物动机支撑，亲密关系里那种既享受供养又暗暗自卑的微妙心理，被温方伊写得丝丝入扣。

　　温方伊的创作，从不急于在作品中宣告某种鲜明的立场，而是让人物在自己的处境中慢慢显露出复杂的面貌，她更愿意让人物自己走出来，让观众自己判断。这种“慢”和“藏”，让她的作品经得起再看一遍，再多想一层，像一壶慢慢泡开的茶，不争不抢，但后劲十足。

　　把价值观说到极致

　　与温方伊相比，朱虹璇的舞台明显是以价值观来驱动叙事。《飞光》沿用了她擅长的单一场景、双人对话模式，16岁的太平公主和17岁的上官婉儿在七夕夜偶遇，从相互欺瞒、试探到彼此交心，高效率地讨论了母女关系中的托举与摩擦、形同虚设的父亲、多子女家庭里女孩的配得感、女性如何进入权力系统等一系列当代性别议题。太平和婉儿的历史身份在这里被有意淡化，凸显的是她俩对古往今来性别政治的质疑与挑战。

　　《踵火》更为直接，将“哪吒剔骨还父”的神话放置在AI与人类战争后的废土语境中，浓缩了跨越不同时代的“被损害的母亲和姐姐们”的集体创伤。当女儿身的哪吒喊出“我非神女，我乃真神”，剧场里掀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朱虹璇的创作方式的确有其鲜明的优势，她一向能够精准地捕捉当代年轻观众的情感需求，将复杂的性别议题转化为简洁有力的舞台表达，作品也具有很强的现场感。但这种“快”和“直”，是不是也有它的代价？当价值观的传递成为叙事的首要目标，人物的复杂性和情节的意外性往往会被牺牲，艺术张力也就大打折扣。

　　在《飞光》中，太平和婉儿的交心过程固然流畅，但她们的困惑与觉醒仿佛早已被预先设定，缺少真正出人意料的转折。《踵火》中李纳的觉醒路径，也近乎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宣言，而非从具体处境中生长出来的生命选择。朱虹璇选择用最有力的方式把价值观传递出去，她做到了。但是，如果她能偶尔让自己慢下来，让那些人物喘口气，长出一点意料之外的枝桠，也许会更好。

　　在混沌中打捞异见

　　作为小说家、诗人和“声嚣”剧读节的创办者，陈思安拥有一种不同于传统剧场创作者的感知方式。在《三妇志异》之前，她的剧场实践更多聚焦于缝隙中的个体经验。跨城上班族的漂泊、残障人士的生命体验，都是她反复书写的主题。这种创作底色赋予《木兰》和《女人国》一种独特的气质，它们不以情节的起承转合取胜，而是试图从混沌的感知、身体的记忆和诗意的意象中，打捞出被历史叙事遮蔽的“异见”。

　　《木兰》最动人的不是英雄杀敌的壮举，而是那个“临水照影”的瞬间，当木兰看着水中“不辨雌雄”的自己，感受着灵魂深处无法弥合的裂痕。她替父从军究竟是孝道的不得已，还是一个女孩感知到内在野心的主动选择？内心充满恐惧的善良女人，为什么同时也是冷血的杀戮者？陈思安选择了一种追问大于结论的呈现方式，将战争的暴力创伤、性别身份的撕裂以及对功绩逻辑的质疑，凝聚为一种弥漫性的剧场氛围，而非清晰的情节推进。

　　再看《女人国》，似乎走得更远了。它几乎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转而描绘一种纯粹的联结状态，一个不需要“竞演”的世界。这当然会让习惯于传统叙事或“九人”式价值观输出的观众感到困惑。正如陈思安在总结《三妇志异》时所说：“某些曾熟知的叙事需要祛魅，而全新的声音值得赋魅。”我们太习惯用“起承转合”来理解一个故事，而陈思安偏偏不想给我们这些东西。她要的不是我们的理解，而是我们的感受。

　　当然，这种写法自然有它的难题：当“祛魅”完成之后，“赋魅”的路该怎么走？《女人国》里那些诗意的碎片很美，但它们似乎还没有聚拢成一股能长久留在观众心里的力量。这大概永远都不是编剧一个人的难题，而是所有试图打破叙事常规的创作者要面对的永恒命题。

　　三条路径，一个“她世界”

　　在《三妇志异》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三位编剧不同的创作路径。有些作品在技术上更接近我们熟悉的舞台形态，有些则更像一次面向未来的提问，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成熟剧场表达。但它们无形中共同指向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女性议题成为剧场的热门题材，创作本身是否也在经历一场隐形的“竞演”？

　　面对这个问题，三位编剧摆出了不同的姿态。温方伊不竞演，她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做得稳；朱虹璇在竞演，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女性视角可以多么有力；陈思安拒绝竞演，她甚至拒绝“证明”本身，只想呈现一种存在。不同的路径，也让我们看到，通往“她世界”的路不止一条，每一条路都有其独特的风景，也都有其需要继续跋涉的路程。而《三妇志异》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让这些不同的路径在同一片舞台上交汇、碰撞、彼此照亮。

　　作为观众，我常常觉得，创作者的真诚，往往藏在那些“不舍得”的地方——不舍得说破，不舍得不说，不舍得给答案。

　　温方伊不舍得让王宝钏变成一个纯粹的赢家，所以她让代战站在旁边，给了另一种可能。朱虹璇不舍得让价值观模糊，所以她选择把话说透、把情绪推到顶点，这是她的真诚。陈思安不舍得把木兰的困惑简化成答案，所以她让那种“寒冷”留在舞台上，久久不散。

　　技术可以打磨，叙事可以推敲，但这种对创作本身的敬畏，才是最珍贵的东西。《三妇志异》让我们看到了三位编剧各自的坚守，也让我们相信，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她们的下一部作品就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汇报》（2026-04-22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