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中国美学传统讲究“情以物迁”“立象尽意”，情感的生发与意义的传达，往往都离不开“物”的中介。物既是日常生活的见证，也是情感流动的依托，更是历史经验的载体。正在热播的全景式抗战题材剧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战火与炊烟的双线叙事展开，通过细密而富有层次的物象书写构建起独特的物象美学，在器物与景象之间寄寓人情冷暖，在日常与创伤之间映照时代风云，使战争叙事获得了更为深沉含蓄的诗性表达。

　　炊烟之痕：日常物象中的生命底色

　　炊烟，是中国百姓的柴米油盐，是深植于农耕文明中的生活秩序与世俗寄托，是战火之下普通人对和平安宁的朴素向往。《八千里路云和月》从容又细致地展现了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物象，为生活留痕，为情感通道。

　　剧集开场，1937年8月的南京，伴随着丁玉娇叙说此时战况的旁白，画面徐徐展开的是她为丈夫张云魁做盐炒蚕豆的过程。蚕豆也陪伴着后来在战场颠沛流离的张云魁，在他重伤、受冤、孤独以及道路抉择时，成为支撑他挺过来的念想。被抓去从军的厨子孟万福，哪怕内心万般不甘，却也要使出浑身解数为同袍战友揉制出菱角月饼。中秋之夜，张云魁与孟万福共饮在废墟中找到的兰陵酒，他们一边谈论李白的诗歌与家乡的酒，一边换军装与绑腿带，这一刻，日常物象不仅触发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更淬炼出一种生死浪漫与肝胆相照的生命联结。

　　导演张永新在《觉醒年代》等过往作品中，便擅长在时代巨变里用充满热气的一餐一饭勾勒生命底色。《八千里路云和月》延续了这一美学逻辑，这些日常物象都指向极为具体、质朴的生活经验：食物、劳作、节令、家乡，将观众瞬间拉入一个可见可触可感的真实世界，历史从“被讲述的事件”转化为“被感受的生活”。《八千里路云和月》里的日常物象锚定了生命的坚韧，亦成为对战争毁灭力的一种诗意抵抗：纵然山河破碎，只要炊烟不灭，中国人的生活尊严与文化根脉便不会断绝。

　　硝烟之殇：异化物象中的创伤留白

　　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与许多同类题材作品不同，《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战火线并未将镜头画面全部集中于表现战场上的正面搏杀，而是将日常物象以残损、错位甚至变形的异化形态呈现其中，如白家宅被军靴踩踏、被鲜血浸染的白棉花，柳镇巷战中摇摇欲坠的六角宫灯，南京城破时墙头挂着的风筝……镜头凝视着这些破损、残缺的物象，不解释，也不渲染，让人清晰地感到“寸寸山河寸寸血”，完成了高明的艺术留白。尤其是在张云魁扒着粪水桶顺江逃离南京的这场戏时，江面漂浮着杂物与尸体，满目凄冷死寂，一个婚礼八音盒却突兀地响起欢快旋律。物象通过视听错位进一步被异化，也让战争溃败的残酷现实与人物内心积压的悲愤同时涌现，成为张云魁信念发生裂变的重要铺垫。

　　最极致的物象异化，凝结在表现孟万福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超现实场景中，一次是溺水昏迷后的梦魇，棉花地战场与喜庆婚礼的物象交织扭曲，祝福与诅咒的声音叠化错乱，呈现出他作为幸存者在求生本能与道德负罪间的心理挣扎；另一次是当他重新做回厨子，菜刀剁下的节奏、油锅爆炒的噼啪声、金属器皿的碰撞声，化为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声，产生再次置身白家宅血战的幻觉。这些异化物象将以往较少关注的普通人战后心理创伤显影，使硝烟之殇从“被看见”进入具身性的记忆，进而让我们体认这场战争对整个民族肌体的深层摧残。

　　离乱废墟之上，特写镜头中的动物亦构成异化物象，与人物形成镜像关系，外化其情感、欲望与道德困境：驻足在白家宅棉花上的螳螂，是八十七旅纵为螳臂亦要当车的悲壮隐喻；淞沪战败后南京百姓争相逃离时的蚂蚁爬树，即使卑微如蝼蚁，亦要挣命逃生；从冰冷江中爬出、剥下亡兵衣衫避寒的张云魁，身旁那只流离失所的野犬，正是这破碎山河中无处归依者的屈辱镜像；而当日军扫射着奔逃的中国人，却打开罐头喂向路边的野猫，刺目的反差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推向极致。

　　这些经过异化处理的物象构成了战争叙事中最沉痛的留白，使那些难以言说的历史创伤获得了更深的情感重量。

　　云月与石像：时空物象中的诗性升华

　　剧中还有一组反复出现的物象，指向了更为宏阔的象征之境，升华为跨越时空的诗性凝视，一在天上，一在地上。

　　天上是亘古流转的云和月，云之漂泊无定，对应着乱世离散与日夜兼程，月之盈亏有序，则连接起离散的人们，承载中国人对团圆的永恒渴求。云和月暗合了张云魁与丁玉娇的名字，也化为人物命运的隐喻，战火中降生的孩子被唤作“月明”，让天上之物象深深嵌入人间的家国情义。“九个中秋”串联起抗战的苦难历程，千古壮词中的精忠报国在当代平凡生命的生息与守望中获得了新生。剧中的离人每每抬头望向同一轮月亮递相思、寄乡愁、盼团圆时，镜头里那轮圆缺不一的月亮也在悲悯地照见受苦难的中国人，互为主客，物我交融，暗夜长明，共担悲欢，筑起战火中不屈不灭的民族尊严。

　　地上是出现在多处时空里的古代石像生，白家宅血战后张云魁立于文官石像前激励将士，将“士可杀不可辱”的风骨与军人赴死决心铸为一体；南京城破前夕，廖丰年在石像边放走孟万福而没有遵照上峰命令将其杀害，石像成为人性未泯的见证；蒙冤的张云魁被国民党收编一路北上时，石像再次出现，映照守护家国的精神坚守；武汉江边亦出现了石像生，罗祖良和小月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声中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单，预示着民族复兴的新希望。石像仿佛一种幽灵视角，让历史本身成为在场者，它是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不可撼动的中华文明底色，于危局中生生不息，亦将个体牺牲沉淀为民族记忆的诗性升华。

　　物之为证，史之所依；情之所寄，象之所兴。《八千里路云和月》通过物象的层层蜕变，将中国美学的赋比兴传统生动激活：让物说话，让史留痕，让诗性在象的缝隙中自然生长。这部剧贯彻了张永新以幽微细节潜入历史肌理的美学追求，也为中国抗战叙事打开了一种诗性格局。那些历经劫难的微物，最终构筑起引领观众真切触摸烽火脉搏的情感丰碑。正是在方寸与微茫之间，作品完成了对时代的另一种深情书写：让万千普通人的个体经验，真正汇聚成历史的血肉本身。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汇报》（2026-04-22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