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浩

　　灰暗的色调、摇晃的镜头、杂乱的街道、逼仄的楼房、狭小的空间、被生活逼上犯罪歧途的普通人……近来的悬疑剧，似乎陷到了一种固定的程式、形式法则之中——在视觉上极尽可能地将色彩调暗、在镜头内极尽可能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混乱灰色地带、在叙事上近乎不断重复讲述一个普通人被逼上绝路而犯罪的故事。

　　这种在叙事之前先让受众通过形式产生悬疑感的做法，尽管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营造氛围、凸显谜案的困难性，但也极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遮蔽了部分本该备受关注的带有突破性创意的作品，无法展现其真正意义，获得其应有成绩。

　　前段时间播出的《除恶》，便似乎被此“形式的悬疑”所影响，而并没有取得理想社会效果。与以往缉毒类作品偏于宏大层面上警察追捕毒枭的叙事设定不同，该剧将缉毒主题放置在了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尝试将缉毒与日常叙事、悬疑探案相融合。奶茶、减肥用品，甚至糖果都可能是毒贩藏毒的工具，这无疑能够起到警示大众的作用，传递正向价值观念，但该剧的影响度与传播度却并不高。这督促我们思考，为什么极力营造、也堪称极具“悬疑感”的该剧，却没有达到如之前《隐秘的角落》等同类作品的社会反响及传播度？这其实便与该剧过于陷入悬疑剧的“形式法则”有关。

　　悬疑剧“形式法则”的形成原因

　　悬疑作为一种影视类型而言，一直有着较为明确的类型法则，这也是近年来悬疑剧形式法则明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影视艺术历史长河中，悬疑类型，尤其是悬疑类电影，因其大屏幕视觉呈现及能够营造视听沉浸的优势，其在视觉设计上往往采用暗色调的处理方式来营造紧张感，在场景上往往选择逼仄街道、空间等来为悬疑故事的发生作铺垫，比如影史上著名的悬疑惊悚之作《沉默的羔羊》便是如此。

　　与悬疑电影不同的是，以往悬疑电视剧因所播放的媒介与大银幕有着明显区别及其时长、集数等要求，其悬疑的营造逻辑往往采用的是单元案件串联、警方推演解密的方式，比如《重案六组》《猎罪图鉴》等。

　　但近年来，以爱奇艺“迷雾剧场”开始，诸多悬疑剧纷纷表现出追求“悬疑电影质感”的创作特征，也收获了不少观众的正面评价。生产及消费的双向促进下，就使很多悬疑剧表现出极为重视悬疑形式感的艺术创作趋势。比如迷雾剧场的《谁是凶手》《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等，其叙事空间都是县城或城镇，部分空间上的视觉偏向昏暗色调，主人公大部分为普通人，主人公生活的场景也大多数为逼仄的小房间、老城区等，其故事逻辑也大多是聚焦一个案件的全部涉案人员的细致心理及日常行为等。

　　这种电影化的叙事、电影感的视觉形式，让上述作品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是否有电影质感、是否有昏暗气氛、是否取材对焦小人物等，成为人们评价一部悬疑剧是否为精品的重要标准。这种风向、创作模式或导向，也自然影响着后续悬疑剧的创作。一套比较受欢迎的“形式法则”逐渐被诸多悬疑剧摸索了出来——色调一定要暗，光线一定要不充足，故事要发生在县城、小镇、偏远拆迁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主角要生活在破旧房屋乃至没有阳光照进的房间之中，办案的环境一定要嘈杂，涉案人员几乎都为社会底层，主角办案则往返在混乱的现实空间之中。

　　悬疑剧“形式法则”的得与失

　　在此，我们不妨以《除恶》为例，来看悬疑剧“形式法则”的得与失。

　　“形式法则”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解决近年来生活流式悬疑剧因展示生活支线过多而消解悬疑吸引力的问题。《除恶》在探案缉毒这一主线之外，实则有诸多生活杂线，比如胡文静的家庭琐碎情节、程恳为生计奔波的情节等。这会打乱该剧的悬疑感。但该剧“毒品可能就隐匿在我们身边”的选题视角，又使其不得不最大程度上展现琐碎的日常生活与人情关系等。面对这一矛盾，该剧的“形式法则”起到了效果——最起码能够在视觉形式上，让受众在压抑、时刻充满危机的氛围中持续保持着敏感度与好奇心。

　　此外，这些“形式法则”实则也是建构悬疑剧现实主义表达的重要手法。《除恶》中一开始作为“老实人”却被生活压垮而走向犯罪的程恳，以及工厂清退等情节，都是彼时现实生活的写照。这起到了反思现实、观照平凡人的引导效果。

　　但同时，“形式法则”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首先，形式感过重可能会使故事发生地的文化文明、当地风土人情被掩盖。《雪迷宫》也是一部将日常生活琐事与探案缉毒相融合的作品，但该剧并未以昏暗色调、逼仄街道为主视觉，而是在探案之外搭建了很多暖色调、温馨温情的文化生活场景，如借助主角郑北一家的生活、邻里交往、饭店生意来展现当时东北的经济活力、大众朝气与人情味。这使该剧在悬疑之外，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吸引力。相比之下，《除恶》除去黑压压的色调及其传递出的生活压迫感之外，缺少了生活的温度与暖意。以日常生活来搭建悬疑情节的同时，是需要日常的乐趣、暖意对其进行调节的，否则会让受众及角色“看不到希望”——就算是悬疑谜题解开，角色的生活、处境等，也并没有改变，其依旧处于无尽的黑暗之中。

　　另一方面，“普通人无路可走走向犯罪”的叙事话语模式实则也在某种程度上传递着可能会造成受众思维认知固化的“犯罪标签”。这里我们不妨以《骄阳似我》与《除恶》为代表的两类剧集为例，来思考某种定型化叙事法则所带来的隐形社会认知引导偏差问题。前者塑造了富家千金及公子近乎十全十美的人物形象，而后者塑造贫苦出身的普通人走投无路时贩毒、犯罪的形象。显然，一个现实的事实是，任何群体都应该是“无相”的，不应该被标签化的。但当这两类作品大批地出现后，便极为容易让部分价值观、认知观尚未形成的观众对部分群体产生认知偏见。倘若此种“逼上梁山成为罪犯”的叙事话语一直堆积式出现且不断重复讲述，长此以往，某种社会戾气将会被加剧。这些作品试图借助形式法则来进行现实主义反思的初衷，也将会被歪曲。

　　近期悬疑剧对“形式法则”的突破

　　令人欣喜的是，近期的《钢铁森林》与《危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悬疑剧“形式法则”进行了突破。尽管这两部作品也存在各自的问题——《危险关系》收尾仓促，女主近乎在男主降智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有为迎合受众情绪而忽视剧作逻辑的瑕疵存在；《钢铁森林》的新旧案件线索过于复杂、开篇叙事过于铺垫，但这两部作品在探索创新悬疑形式的呈现上，有可参考之处。

　　首先，此类作品不再对焦于走向绝路的普通人的犯罪故事，而是呈现当下社会现实中比较新型且显著的隐式犯罪案件，如情感PUA、高智商犯罪等。《危险关系》中的罪犯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及社会认可度的高知医生，其犯罪动机，纯粹是因为其心理畸形、寻求刺激、报复社会等。与之类似，《钢铁森林》中罪犯犯罪行为的产生，实则也与其心理异化有直接关系。在上述剧中，罪犯不再是被逼上绝路的普通人，其犯罪动机也并非源于社会压制，这种设定对于以往标签化罪犯所带来的受众认知偏差问题，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纠偏作用——罪犯犯罪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其内因，而不能完全归结于被社会逼迫。

　　其次，此类作品不再以暗色调、呈现生活压迫感或窒息感为主要形式法则，而是将镜头对焦到现代都市，并且将当下受众喜闻乐见的情感叙事置入悬疑叙事之中，让悬疑、压抑的整体变得具有明亮感。比如《钢铁森林》便是一部将双强模式下的张力式恋爱叙事与悬疑探案叙事相融合的作品。一方面，该剧的悬疑呈现，有着以往的昏暗色调、河边案件、陈年旧事的形式法则风格，但另一方面，该剧还呈现了“双强”男女主“先婚后爱”式的甜美、腹黑、拉扯的恋爱故事，使该剧既有悬疑沉重感，又颇为符合当下青年受众的口味。而《危险关系》则不仅在色调上改变了以往形式法则，而且还改变了以往悬疑剧“罪犯直接杀人”式的故事形式法则。该剧借助罪犯的言语控制、情感奴役、监控观察、细致编排、心理攻陷等营造悬疑感，虽然在视觉形式上没有昏暗色调、逼仄街道等，但时刻揪着受众的心。这种超越悬疑形式法则的内容探索、心理探索方式，对于悬疑剧创作来讲是一次艺术创新，也是一次更为深入的现实主义书写。

　　显然，悬疑形式只是一种观照社会、反思问题的切口，其可以成为某种“参考”，而不应该成为被众人视为瑰宝的“法则”。就此而言，探索悬疑、悬念的多元表达方式，进而思考目前社会动态的现实问题，才是悬疑剧的未来之路。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文汇报》（2026-05-06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