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帆

　　早在《穿普拉达的女王2》宣布启动之时，就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全球社交媒体激起层层涟漪。距离第一部上映已过去近二十年——整整一代人从校园走入职场，从青涩走向成熟。人们热议续集的剧情走向：安德莉亚是否从当年那个手忙脚乱的助理，成长为与米兰达平起平坐的杂志高管，甚至是接过《Runway》的权杖，完成某种命运的轮回。

　　这个问题能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在于它触及了都市女性电影一个深层的文化现象：那些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某个具体角色，而是关于一座城市、一个时代、一种文明如何与女性成长相互成就。从《爱乐之城》中米娅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的星空下与塞巴翩翩起舞，到《爱在日落黄昏时》里塞琳娜在莎士比亚书店与杰西重逢；从《BJ单身日记》中布里吉特在伦敦公寓里笨拙地唱《All By Myself》，到《爱情神话》里李小姐在上海弄堂里轻声说“假的耳环丢不了”……这些故事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边界，在观众心中激起回响与共鸣。她们在都市中挣扎、蜕变、选择、放弃、释然——而她们身后的城市，既是舞台，更是同道。

　　如果说每一部被热议的都市女性电影都是一面镜子，那么它照出的不仅是女性的成长轨迹，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模因在不同时代的进化史。我们不禁追问：为何是这些城市？为何这些城市中的女性成长，与城市文明能够相互依存、共同成就？都市女性电影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承载城市文化模因的传递继而反哺于她的更新与迭代？

　　都市女性电影与城市文化模因：一种共生关系

　　能引发跨文化共鸣的都市女性电影，一个显性的特征是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国际文化大都市。它们是全球经济的枢纽节点，更是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核心场域。这些城市文化资源高度集聚，博物馆、院团、艺术、创意与传媒机构比比皆是；城市文化构成极为多元，不同族裔、阶层、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群体在有限的空间内共生，碰撞出无数创新的可能。文化流动具有全球性，一部在洛杉矶拍摄的电影，首映当天就能在上海被讨论、在巴黎被解析。这些特质，都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女性电影的天然栖息地——这里的冲突更密集，选择更多元，成长的代价与成功的收获更富戏剧化。

　　而这些文化特质，本质上是一系列不断自我复制、变异与进化的“模因”。

　　模因（meme）一词由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用来描述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通过模仿而非遗传的方式在人群中传播。模因具备三个核心特征：传承性、变异性、选择性，这使得文化与生物进化有了结构上的相似性。将模因理论投射到城市文化研究中，可见一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套独特的气质、规则、审美和价值取向，这些都是城市文化模因的综合体现。不同的模因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相互竞争，胜出的那些驱动着城市文化观念的进化，而进化的方向必须有利于模因自身的复制与传播。

　　都市女性电影以女性角色为核心，着力塑造城市女性的形象、性格、行为动机、生活态度及社会关系；女性个人成长叙事，往往是这类电影的主体特征。用约瑟夫·坎贝尔“英雄之旅”的框架来看，影片中的女性主人公，同样经历了“启程-试炼-归来”的叙事结构：离开熟悉的环境（家乡/旧生活/舒适区），进入陌生的都市丛林中接受考验，遭遇导师、敌人，面对内心的恐惧与欲望。在一系列失败、顿悟、妥协和坚持之后，主人公带着全新认知，完成一次精神的成年礼。与经典“英雄之旅”不同的是，都市女性电影中的成长往往不是“征服”式的——她不是打败恶龙、夺回宝藏的骑士，而是在与城市、与他人、与自己的反复协商中，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胜利”。男性角色在这类叙事中通常扮演“镜像”或“催化剂”的角色：他是她欲望的对象，也是她幻觉的载体；他有时托举她，有时拖累她；他可以是她成长路上的同行者，但绝不会是她的终点——因为这类电影传递的终极信息是，女性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蜕变，男人的爱可以是礼物，但不是必需品。

　　至此，我们可以推导出：都市女性电影与城市文化模因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成就的动态关系。城市为女性电影提供了叙事资源和象征资本——没有洛杉矶的“追梦”模因，《爱乐之城》的故事内核就会坍塌；没有巴黎的“智性”模因，《爱在日落黄昏时》的对话美学就不成立。同时，都市女性电影也在反向塑造以至更新城市文化模因——当一代代观众通过米娅、安德莉亚、塞琳娜、布里吉特、李小姐、王铁梅看到自己、获得勇气、做出不同选择时，她们的行为和态度汇入城市文化河流，悄然改变河床的形状。女性成长为城市文化构建与发展中的特殊力量，她们不是被动的模因接收者，而是主动的筛选者、诠释者和再创者。

　　当然，城市文化模因在电影中也会被具象化为女性角色的“标签”。标签让观众在短短两小时内快速识别角色、产生共情，完成模因的传递，但标签化也加剧了脸谱化、简单化等刻板印象。一部优秀的都市女性电影，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它借助标签建立可识别性，同时通过剧情设计与冲突张力，超越角色“标签”，让观众从第一印象“她又是一个XX”，到最终“她不只是XX”，完成对城市文化模因的去“标签”演进。

　　不同城市，不同的女性成长模因地图

　　每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都孕育了独特的女性成长叙事。它们共享某种深层的情感结构，却因城市模因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质感。

　　《穿普拉达的女王》之所以成为一代女性的“职场圣经”，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故事发生的城市——纽约。这不是一座温柔的城市，其模因关键词是“精英主义”“野心”“效率”：要么足够强，要么就出局。这座城市的崛起伴随着冷酷的丛林法则，成功人士孤独、傲慢、充斥人性的异化；也不乏竞争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认为，人们来到纽约是因为这里是“能充分发挥个人最大潜力、实现人生理想之地”。“抱负之城”中个人主义的成功执念，构成了影片中安德莉亚成长叙事的城市底色。

　　安德莉亚初到纽约时，带有知识分子的自我防御：她对时尚圈嗤之以鼻，自己真正的理想是当一名严肃的新闻记者。这种自恃清高，被纽约的冷酷现实无情一击：你可以不认同这座城市的游戏规则，但这座城市不会为你改变。蜕变几乎是被迫发生的：职场压力节奏考验着她的意志与体力，女魔头近乎残忍的苛求消磨着她的自尊，而同事一句“你不干就走，大有人抢着干”更是激发了她的斗志和渴求成功的努力。

　　但这部电影真正呈现城市文化模因的，恰是安德莉亚的出走。目睹女魔头表面光鲜亮丽、背地狼狈不堪，成功的代价是婚姻、情谊乃至真实情感的自由表达，安德莉亚决意找回自我与初心。她的离开，并非对纽约的否定，而是对“纽约式成功”的再定义：她在这座城市学到了专业、效率、强韧和抗压，却拒绝被单一的成功模因所驯服，而这恰恰是“在纽约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当你能够决定不成为什么，你才真正拥有了成为自己的能力。从模因进化的角度看，安德莉亚在选择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模因传承与变异：将“成功”的外部定义进化到内心准则，从女魔头强权认可到自信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

　　随着《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上映，二十年后的安德莉亚面对的是一个新纽约。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杂志出版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挣扎求存，前作中三个女性角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德莉亚不再是职场菜鸟，艾米莉不再是上司跟班，米兰达不再是无所不能的时尚女魔头。这种演变是城市文化模因进化的缩影。续集试图回应的正是困扰了无数职场女性二十年的问题：当你掌握了权力，你会成为怎样的女性领导？你会重复米兰达的老路，还是找到新的解法？屠龙少年终会成为恶龙吗？即便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这个追问本身已经在推动城市模因从“成功的精英主义”向文化多元性而演进。

　　接下来，镜头转向上海。在上海的都市女性电影谱系中，《爱情神话》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塑造了李小姐、格洛瑞亚、蓓蓓三位性格迥异却共享着上海女性特质的形象。李小姐是行走职场的单亲妈妈，穿着讲究但不过分张扬，说话轻声细语却一针见血。格洛瑞亚嫁给常年不在国内的富商，过着“妻子”名义下的自由生活。蓓蓓是白老师的前妻，温婉贤惠，却语出惊人：“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三位女性，恰好构成了上海女性模因光谱上的三种色调：知性成熟、感性自由、传统中带着叛逆。

　　上海的城市模因在《爱情神话》中呈现为一种“柔性的现代性”，是“分寸感”的艺术。最经典的场景是白老师请三位与他有情感纠葛的女性来家里吃饭，餐桌上没有掀桌骂街，只有“话里有话”：格洛瑞亚夸李小姐的耳环好看，李小姐说“假的，淘宝买的”，蓓蓓接一句“假的好，真的容易丢”。这是上海模因的精髓：高级的冲突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优雅的边界划定，在“柔”和“韧”的平衡中，她们或许被伤害，但从来不会被打垮。

　　如果说《爱情神话》的关键词是“分寸感”，那么邵艺辉的另一部作品《好东西》则带来了“结伴感”。《好东西》将镜头转向了“沪漂”女性——铁梅是调查记者转行到带货主播的单亲妈妈，小叶是缺爱的乐队主唱，茉莉是铁梅九岁的女儿。三人由亲情和互助构筑了非血缘“家庭”。影片中最动人的段落是小叶带茉莉玩“声音游戏”：茉莉想象中的暴风雨、雷电、瀑布声，画面里却呈现铁梅煎蛋、晾衣、跺蟑螂的家务日常，一个女人的沉默劳作，被转译成了日常生活的英雄史诗。电影传递的模因是：独立女性不必是无所不能的超人，脆弱也可以成为真实的一部分。铁梅的台词“能让你开心的，就是好东西”提供了一种新的城市女性的评价体系——为什么不能把“开心”作为生活的美好？

　　从《爱情神话》到《好东西》，上海的城市文化模因完成了一次代际更新：《爱情神话》呈现的是上海文化的“积淀”——被时间打磨过的、地道的经典；《好东西》呈现的是“突围”——流动的、多元的、不断寻找表达方式的新意。前者是“分寸感”中的优雅独立，后者是“结伴感”中的彼此支撑。这座城市允许女性优雅生活，更允许她们不堪仍不放弃、平凡但相互取暖。

　　都市女性电影之所以能跨越文化引发共鸣，是因为有着同样的追问：如何成为自己？如何与他人相持？如何与城市共生？不同城市或许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而每一位观众，在这些由城市文化模因带来的回答中看到了自己。

　　女性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同频共振”。城市为女性成长提供包容，而女性的成长力量，为城市注入更平等的关系、更开放的想象、更丰富的审美，是城市文化模因的进化与共创。都市女性电影是城市文化模因的“孵化器”，从《穿普拉达的女王》到《好东西》，从安德莉亚的蓝色毛衣到铁梅的凌晨厨房，都市女性在银幕上留下的身影，终将汇入城市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化品牌与数智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文汇报》（2026-05-27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