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郑小瑛。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供图

　　我今年97岁，入党已74年。回望来路，伴随我一生的始终是19岁那年刻进心底的信念：我的生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是听着抗战歌曲、伴着前线抗敌故事长大的，追求正义的种子早早就埋在我的心底。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意愿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读医预科。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受进步同学影响，我跟着大家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还组织起民歌社，传唱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一天比一天强烈。

　　1948年，我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和同学结伴北上，奔赴中原解放区，进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既学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演出。对我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地，自由的空气里满是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时，“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了一名音工队员。

　　因为从小学钢琴，有一定音乐基础，我很快成了队里的业务骨干。队员们大多没受过专业训练，遇到附点音符、切分音总唱不对，我就一点点帮大家纠正。于是大家说“你还挺明白的，你来打拍子吧”，我就成为我们文工团的指挥了。我的指挥生涯，也这样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文工团的生活，可以说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让我深知观众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打下坚实基础。1951年，我跟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慰问采风。在大山深处，我听到老乡们随口唱出的朴素歌声，是那样真诚动人，那样富有生命力。那一刻，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文艺工作者有义务让美好的艺术与人民共享。

　　1952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成长的过程里，没有人教育过我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自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刻进我的灵魂，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事准则。

　　此后，组织保送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推荐我到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留学3年间，我每天钻研专业，反复研读总谱，跑遍当地的音乐厅、歌剧院，听排练、看演出，倾尽所能地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成为第一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路的成长，都是祖国和党培养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所学毫无保留地还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调任首席指挥，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歌剧、爱上歌剧，我想了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我就在歌剧开演前，在休息室为观众做一个20分钟歌剧欣赏讲座，让大家了解每部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讲座受到观众喜爱。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其实这么做，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职业。这么一件小事，我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坚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想要扎根中国土地，就要让中国观众听得明白，语言至关重要。有句老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不这么认为。我毕生的追求，就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在想，哪怕“和者”一天只多一个，我也高兴啊。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努力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加健康、有活力、有创造力。

　　这些年常有人叫我“硬核奶奶”，说我90多岁了还坚守指挥一线。不过是认定该做的事，就尽全力去做而已。

　　我并非一帆风顺，先后3次患癌。人们问我，“你不怕吗？”我说，怕能解决问题吗？病来了就治，如果是必然的、躲不过的，就赶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让自己少一点遗憾。很庆幸，我挺过来了。

　　前阵子，我受邀去天津音乐学院给学生们上指挥课，周围的人老问我累不累。一天7个小时的课，算得了什么呢？我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把这些积累留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些弯路，比什么都值。歌剧是音乐领域的大工程，指挥是它的主帅，不仅要掌握专业技巧，还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组织能力，更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上。

　　快100岁了，我正在跟生命赛跑、跟时间赛跑，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参加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我记了一辈子，也努力了一辈子。

　　我总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里有音乐，就永远有活力。我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别的心愿，唯独很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只要我还能动、还能思考，那就努力吧！

　　（作者为指挥家郑小瑛，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