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刑侦剧不执着于猫鼠游戏的迷局

　　◎王璐

　　近年来，《狂飙》《漂白》《他是谁》等一批刑侦剧跳出了悬浮爽剧的叙事套路，不再一味执着于设计反转、堆砌惊悚桥段，或是刻意制造层层解谜的快感，转而选择以真实案件为底本，展开更具现实质感的纪实化创作。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悬案》，更是将这种创作方式推向纵深。

　　该剧改编自两起发生在22年前的陈年大案——宁波绿洲珠宝行连环抢劫杀人案、湖州卞记旅馆灭门抢劫案——卸下“层层揭晓真凶”的悬念设计，将叙事重心从“案件如何侦破”转向“案件为何多年悬而未破”，直面那柄悬在漫长岁月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真实卷宗改编与影视创作伦理的双重约束下，《悬案》打破了传统刑侦剧相对单一的警方叙事视角，通过警察、记者与罪犯三重视点的交替切换，以克制纪实的表达，赋予了陈年悬案更真实厚重的共情空间。

　　警、媒、罪三重视点交织的案情迷踪

　　《悬案》中，记者白朗构成了核心的媒体叙事视角，该角色正是以《钱江晚报》公安线资深记者柏建斌为原型。22年间，白朗数次潜入灰色地带暗访，屡遭碰壁仍坚持梳理线索，只为争取第一时间完成报道，这一角色还原了调查记者的职业韧劲与责任担当。

　　基层刑警施占军则代表了公安一线的刑侦视角，这个人物浓缩了无数刑警的特质。剧集褪去了刑侦剧惯用的神探滤镜，完整记录了一名普通基层刑警半生缉凶的过程。在漫长的追凶路上，线索频频中断、走访屡屡无果，但以他为代表的基层刑警始终坚守正义初心，从未放弃对真凶的追查。

　　记者白朗与刑警施占军的搭档关系极具张力，二人性格迥异、行事风格反差鲜明，在调查过程中时常出现观念分歧与工作摩擦，却始终彼此信任、相互支撑，形成了官方侦查与民间记录、公安执法治理与媒体舆论监督之间的互动关系。

　　同时，剧集也并未刻意神化警察和记者，而是坦然呈现普通人的缺憾与局限，让人物落地生根。当施占军的调查陷入停滞、队友小高因公负伤时，当白朗跑出租暗访出行业乱象却遭遇巨大压力时，两人在山坡上长谈，倾诉彼此的挫败与希冀。此时，在导演克制的镜头语言中，二人仿佛置身于蓝色迷雾般的现实里，遥望远处的万家灯火。这个场景没有激烈的动作和戏剧化的对峙，却展现了追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阻力、迷惘与疲惫。

　　不同于传统刑侦剧中充满戏剧张力的警凶博弈，《悬案》中的警察与媒体并非高高在上的真相掌控者，他们更多时候只是跟在罪案之后，艰难地追查真相。破案的日常往往如大海捞针：枯燥、漫长、重复，又充满不确定性。这是一种主动削弱戏剧冲突的纪实表达。警察、记者与凶手之间，很多时候并不存在直接的正面对决，彼此之间仅仅依靠证据、线索和推理建立逻辑关联。或许，这才更接近真实的追凶过程。

　　剧中诸多情节也直面主要人物的现实缺憾。施占军曾因行动路线泄露，间接导致白朗被涉嫌走私的嫌疑人挟持；白朗初入新闻行业时，也曾发布失实报道，因错误怀疑无辜群众李元杰，对后者造成严重的舆论伤害。两个角色因褪去了职业身份的光环，更加立体鲜活。

　　在警、媒双视角之外，剧集也向内深挖罪犯的心理轨迹，当警方研判嫌疑人特征、进行罪犯画像时，镜头切换至凶手多年前的婚礼现场，以时空对照的方式撕开悍匪的双面人生，并跟随凶手的人生轨迹，呈现其多次抢劫、行凶和逃亡的过程，将作案轨迹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

　　观众随镜头回望了不同年代的浙江街巷、商铺、报刊亭和20世纪90年代的珠宝店，也看见了凶手单独作案后长期藏身的生存状态，以及他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如果说传统悬疑剧的核心爽点，在于层层解谜并最终抵达真相，那么《悬案》的核心感染力，则来自沉浸式共情——观众看见的不是无往不利的破案机器，而是被漫长悬案改变了人生的普通人。无论是坚守不渝的缉凶者、执着求索的记录者，还是隐匿逃窜的罪犯，都被赋予了真实的人性灰度。

　　纪实质感还原漫长缉凶过程

　　从开篇起，《悬案》便确立了充满年代感的纪实风格。剧集以白朗和众人的一场闲聊切入陈年旧案，在冰冷的积案卷宗之外，增添了一层口耳相传的现实传奇色彩。

　　《矢量》《骨柄刀》《39码》等单元集，则以细碎的伏笔串联全局。《矢量》中，矢量图纸的像素还原成为揭开KTV假酒宰客案的重要线索；随着图像被不断放大，整个单元也由外围的社会新闻逐渐进入主案件本身的追索。《39码》中，凶手在日常生活中刻意更换鞋码，混淆侦查视线的细节，则精准呈现出罪犯在逃亡过程中惶惶不可终日却又保持高度警觉的反侦查状态。

　　剧集没有迎合观众即时解谜的渴望，而是将侦查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拆解为碎片化线索，通过时空重组的方式将悬案留存的大量资料铺展开来。《钱江晚报》的真实版面、2004年《蒙面大盗九年三案，浙江警察遭遇强敌》的公开深度报道以及案件侦破后《浙江第一悬案，独行大盗22年后终落网》的收官新闻，都在剧中的关键情节中得到高度还原。与此同时，剧集通过警媒互动呈现悬案的侦破过程，也让观众看到媒体信息发布时的分寸拿捏，以及新闻舆论如何参与、助力案件调查。

　　在第一起大案中，剧集采取双线并行的讲述方式，诸多看似游离于主线之外的案件调查，实则与主体案件暗藏关联。记者卧底KTV调查宰客乱象，顺势引出案件相关关键人物；一桩嫖娼案串联起白朗与施占军的“不打不相识”，为长期的警媒协作奠定了基础；帝豪KTV贩毒案则带出核心作案凶器骨柄刀……

　　《悬案》褪去了罪案的戏剧化包装，不再将“隐藏真凶、制造反转”作为核心看点，而是将重心从“追凶悬念”转向“攻坚之难”。《珠宝行连环劫案》通过受害保安的回忆，从多个角度直接呈现犯罪现场，并在纪实性的时空中较早交代真凶。剧集通过一次次回看案发现场、重新梳理蛛丝马迹，还原了刑侦人员不断提出假设、验证线索又推翻假设的工作过程，也呈现了刑侦手段由传统人力排查向技术化侦查转型的时代轨迹。

　　正义的审视与创作的伦理边界

　　整部剧集始终笼罩着厚重克制的纪实氛围，极少使用血腥猎奇的暴力镜头，空旷清冷的场景搭配舒缓压抑的配乐，营造出直击人心的紧绷感与窒息感，镜头设计也充满隐喻色彩。如在表现凶手徐利除夕夜再次作案的段落中，晃动的主观镜头跟随凶手从房顶潜入作案现场。此时，窗外是除夕夜不断炸裂的绚烂烟花，室内却是冷色调、可怖的犯罪场景，热烈的节日气氛与隐秘残酷的罪恶形成了强烈反差。

　　朱津商场的作案戏份中，也有一处极具隐喻的镜头设计：商场中央巨大的猴子气球占据画面制高点，如同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和无形的监督者，俯瞰着整场恶行。忽明忽暗、冷暖交错的灯光，映照出凶手的狰狞戾气与现场的惨烈景象。这些镜头仿佛在暗示正义或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真正缺席。

　　即便如此，《悬案》在创作表达上仍有进一步打磨的空间。第一起案件告破，白朗的报道《隆达商厦窃贼落网，凶手竟然是他》基本还原了真实场景，也体现了现实中媒体报道对案件侦破的推动作用。然而，全剧以记者见证刑侦时代变迁作为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刑警线的叙事空间，使一些硬核刑侦细节和案件攻坚的关键过程展开不足。

　　与此同时，剧集在人物塑造与伦理表达上也存在一定争议。第五集交代罪犯徐亮因时代和社会环境变化，再次作案失败；第八集展现了他惶惶不可终日的隐匿生活。剧集似乎有意弱化了罪犯脸谱化的恶人形象，并将部分犯罪动因放置于他与妻子的关系危机上。这种描摹人性灰度的处理方式，容易在客观上弱化其作案的残忍本质，使观众对人物的行为逻辑和罪恶属性产生认知偏移。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刑侦作品，《悬案》虽有瑕疵，却并未在描写陈年积案侦破时，刻意夸大警方的破案奇迹，而是纪实性地呈现了真相最终能够浮出水面，依托的是刑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多方的协同发力。

　　当刑侦剧不再执着于破案爽感与剧情反转的追凶迷藏，不再把真实案件封闭在“犯罪现场、发现线索、真凶落网”的叙事类型中，转而在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展开一场对人性的持续审视，便触达了社会反思、人文关怀与职业伦理等更深层次的叙事肌理。这或许正是这部剧最值得被看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