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婵

论及中国现代都市经验的形成，上海是绕不开的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对都市的描摹与想象，也始终与上海紧密相连。从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子夜》开始，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等作家不断构建着岁月变迁的上海世界。其中，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长恨歌》，正是重要的收获之一。主人公王琦瑶40余年的人生，折射出20世纪的沪上生活变迁。从1995年的小说原著，到200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普通话版话剧，再到2005年导演关锦鹏执导的电影，《长恨歌》的故事不断被重新讲述。202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启用新剧本，推出上海话版，今年又将它带到北京。

9月的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拉开了浓墨重彩的上海之夜。旧式老虎窗、片片屋瓦交叠，悬在舞台上空，这正是王安忆在小说中描绘的城市，繁华璀璨的都市景色是程式化的、带有演出性质的，而“弄堂景色才是真景色”。观众看舞台上的故事，仿佛像鸽子一样越过屋檐，因为这座城市真实的人和生活藏在弄堂的窗户里面。人与人的亲疏、私语，经由方言显出地域情调。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用评弹转场，又将窗内的私密往事化为可以流转的传奇。

但是如此鲜明的声息与形貌，并未赋予王琦瑶和她的故事以丰富的内核，这尤其体现在关键情节的删减上。在此前版本中，王琦瑶从决定参加选美比赛，到进入社交场众星捧月，每一步都有细致交代。但是新版话剧却让中间的转变匆匆掠过，只留下命运的陡转。

改编当然不必完整复现小说，选美比赛、琼筵派对也不必铺陈为华丽盛典，但它给予王琦瑶的生活期待，会留在她此后的人生中。小说写王琦瑶受到关注后变得从容：“这从容是有成功打底的。”她的快活是虚实各半，既来自生活本身，也依赖外在的光彩。观众需要看到她曾拥有的桂冠，才能理解她后来的眷恋与不甘，以及她为此付出的代价。

这些经历，还需要延续在细节和演员的身体里。小说中的王琦瑶本就有一种家常的美，发生变故之后，她的一举一动、一衣一食仍透露着繁华场上的隐情。这未必是小姐的架子，更是待人的分寸、对体面的坚持、经营生活的韧性。上海话版话剧《长恨歌》更多着墨在王琦瑶浮华褪尽后的日常，自然有烟火人间的魅力，但由于“三小姐”的辉煌没有建立足够的分量，这些琐碎细节很难真正进入观众的内心，王琦瑶最终只是与屋檐、方言、评弹一道，构成了另一种城市景观。

前半生的辉煌如何进入漫长的余生，“绵绵无绝期”的遗恨，如何在王琦瑶身上，化为日复一日的挣扎与坚持，这本是故事最动人、最需要细腻书写的地方。而这辉煌，如何穿过一个人的际遇，一座城市的变迁，照见人们不肯放弃的希冀，或许也是我们期待话剧《长恨歌》能进一步通往的方向。